关于晋祠，去过的人都能从导游那里听到“剪桐封弟”的传说。公元前年，周公灭唐后，周成王将其弟叔虞封于唐地，来到唐国后，叔虞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使唐国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此后七百年，唐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们为纪念他，就在并州晋阳悬瓮山下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修筑祠堂供奉，取名唐叔虞祠。后因唐叔虞的儿子姬燮将唐国迁至晋水之滨，并以晋水之名为国号，到春秋战国时的赵简子又在晋水之阳筑城，取名晋阳，接下来大约在北魏年间，唐叔虞祠也改名为“晋王祠”。自此，后人就只知此地有晋，而不知有唐了。
谈及晋祠，永远都无法回避与之紧密相连且存亡与共的晋阳城，如果把晋阳城比做一个人，里面的道路与建筑构成了他的肢体与骨胳，那晋祠就是支撑起整个躯体的神经中枢，他让这座城有了不屈的灵魂。晋阳城自成立起就是一座名城，也是一座*事重镇，从这里走出了很多帝王，如汉文帝刘恒、北齐文宣帝高洋、唐高祖李渊、北汉世祖刘崇，还有五代的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等；孕育了诸如赵国、北齐、唐朝、北汉，还有后唐后晋后汉等朝代。从春秋战国时的赵简子筑城至北宋建国初的一千五百年间，晋阳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它经历了无数的荣耀与辉煌。尤其大唐王朝更是将此作为自己的发祥地，李渊父子在晋阳起兵前，在唐叔虞神像前祭旗誓师，允诺将来得了江山，必改国号为“唐”，将唐叔虞的形象推到了社禝守护神的位置，将唐叔虞的仁义治国精神提升为一种“经仁纬义”的国*，晋阳人们对唐叔虞也是充满了崇拜，将其视为有求必应的万能之神。
明末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论述太原地理形势时指出，太原“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也”，是历代统治阶级以及各族统治集团竞相角逐和争夺的战略重地，靳生禾、谢鸿喜教授说：“晋阳历代多战事，著称天下古战场。”，但宋朝以后，晋阳城却从历史上消失了。
在三晋大地上，有一部戏曲非常流行，名叫《三下河东》，讲的是宋朝皇帝赵匡胤与赵光义哥俩先后三次攻打晋阳城的故事。北宋建立后，为铲除割据*权，宋太祖赵匡胤根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战略，在基本扫除南方各国后，将目光转向了据于河东的北汉*权。宋开宝二年(年)二月，宋太祖赵匡胤率*亲征北汉，在当地征发民工数万人，修筑长墙包围晋阳城，并筑长堤，引汾水灌城，多方进攻，长达三个多月，无法破城，当时天气酷热，宋*很多人患上破腹病，听到辽*出兵救援北汉的消息，宋*仓皇退兵，辽与北汉联*追击宋*，宋*大败而逃。宋开宝八年(年)十月，宋太祖再次兴兵北伐，并准备收复燕云，次年八月，派侍卫马*都指挥使*进、宣徽北院使潘美等分率五路*马云集晋阳城下，与北汉*和来援的辽*展开激战，不料，这时宋太祖赵匡胤崩逝，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因国丧之故，遂于十二月召回北伐之师，至此，宋太祖遣*进攻北汉的战争，均因辽*援阻，未获成功。太平兴国四年(年)正月，宋太宗决定再次进*北汉，并采取攻城阻援的作战方针，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率崔彦进等*围攻晋阳，北汉主刘继元闻北宋大*压境，急遣使赴辽国求援，四月，宋太宗率*至晋阳，集兵围城，五月，宋太宗至城南，再次招降，同时挥*猛烈攻城，并击退前来援救的辽*，刘继元见大势已去，遂出城投降。但皇帝投降后的晋阳城士兵和百姓却依然拼死抵抗，正是“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簇”。赵光义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最终控制了这座城。据记载，此次战役中，宋太宗的殿前指挥使部虞候石汉卿阵亡，内外马步*都*头王廷义阵亡，大将李汉琼、荆嗣、呼延赞、韩起重伤，兵士更是死伤无数。面对这种顽强，赵光义暴怒之余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决心要彻底摧毁这座城。随后，赵光义干了三件事，第一件，在强行驱逐城内民众后，下令大火焚烧晋阳城，将整座晋阳城连同晋祠全都化为灰烬；第二件，太平兴国五年（公元年，灭北汉次年），赵光义又下令决汾水、晋水冲灌晋阳城废墟，从此该地就再无人能居住；第三件，征调数万人将位于晋阳城北面的系舟山山头削平，将该山挗为平地，此举叫“拨龙角”。晋阳城因此而从大宋的领土上被彻底抺去，晋祠也随之消失。
赵光义毁掉晋阳城后，又下令在晋阳城东北二十里处建起极具羞辱意味的平晋县，强制不愿远迁河南开封等地的民众住进去，他决不能让这些倔犟的民众再回到那片“飘荡着唐叔虞魂灵”的土地上去。当地百姓在赵宋王朝的淫威下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白天被押进去，晚上就跑出来，让镇守的官兵很是无奈。不久，太宗又下令潘美在晋阳城北四十里处的唐明镇新建一座府城，即今日的太原市，建造这座府城时，还煞费苦心地在城中建了很多“丁”字街，也是希望藉此来切断当地的“龙脉”。但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让宋太宗赵光义龙颜失色。其一，灭掉北汉*权后，为了显示皇威，赵宋王朝在晋阳城附近，也就是今天晋源区旧寨村建起一座以赵光义为原型的寺庙，可当地民众在寺庙建成不久的一个晚上，一把火就将其化为灰烬。其二，宋太宗赵光义将晋阳城挗为废墟后，还想把自己美化成流芳百世的英雄，仿照李世民御笔亲书的《晋祠之铭并序》，书写了《太平兴国碑》，吹嘘自己灭北汉、烧晋阳的“功绩”；但是对赵宋王朝充满仇恨的当地百姓，对《太平兴国碑》用石头、瓦片、砖块等砸、磨，用刀割，致使碑上布满痰迹刀痕，不久，碑文被刮剥殆尽，一个字都未留下。赵光义自知在晋阳城的暴行激起了当地民众对赵宋王朝的仇恨，为了安抚当地百姓，于太平兴国九年（公元年）决定重修晋祠，依山枕建正殿，重新供奉唐叔虞。
然而，今天的人们来到晋祠，看到正殿上坐着的却是一位女神，而不是让晋阳人视为精神支柱的唐叔虞。有人认为，这是赵光义在下令重修晋祠时，考虑到晋阳百姓桀骜不驯的民风以及支撑他们精神的唐叔虞崇拜尚未消除，会威胁到大宋的统治，为把事情做得更彻底，所以直接将唐叔虞神像换成了女神像，从而在根本上铲除唐叔虞精神在这片土地上残留的影响。仔细分析，这种说法不但缺乏依据，且不合常理。做为一个征服者，赵光义已经将晋阳城彻底毁灭，并已将与“龙脉”相关的事物全部清除，他没必要再劳民伤财去干这种火上浇油的事，而且刚统一不久的大宋王朝更需要的应该是稳定，主要精力也应该是放在收拾民心上，而不该是做得相反，做为一个积极进取的统治者，赵光义应该能认识到这一点。
其实在赵光义于太平兴国九年（公元年）重修晋祠后的不久，新建的晋祠又遭到了毁坏。据吕惠卿《太原故城惠明寺舍利塔碑铭》记：“宋咸平二年三月壬戌（公元年），大震、电、风，寺塔灾。”可见咸平二年三月壬戌在太原地区发生过大地震，而且损害不小。据《宋会要》载：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年）四月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常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唐叔虞祠在咸平年的地震中无疑也遭到了损毁，因为宋真宗下诏“完葺”晋祠的时间距这次地震不过只有三年，晋祠庙宇的“摧圮”应该就是此次地震所致。这一次虽说是“完葺”，实则是重修，因为庙宇已“摧圮”，而摧圮乃倒塌之意，这足见毁坏之严重，非重建无以“完葺”。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是从大中祥符四年（公元年）开始重建的晋祠。此次重建始于大中祥符四年，全都完工却已到了宋仁宗的天圣年间，正是在这次的重修过程中，将圣母塑入了新殿，而将唐叔虞像移了出去。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将唐叔虞像换成圣母像？而这个圣母又是谁？这是历来存在争议却又无定论的两个问题。关于这一事件，在现有的史料中根本查不到任何记录，那怕只言片语的描述都不可得，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也引起了无数学者文人探究考证的兴趣，但都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
在众多的考据学者中，清代的考据家阎若璩算是比较有影响的一位，他曾在晋祠的草丛中发现了一块宣和五年()姜仲谦所撰《谢雨文》残碑，文中有“唯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句，他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并据此推断圣母为周武王妻、唐叔虞之母邑姜。但这一假说提出后，并未得到广大学者认可，却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以致今日的游客来到晋祠时，导游都把这当成了“确凿无疑的史实”向他们宣讲。
能不能仅凭阎若璩发现的一块残碑，及从中断章摘取的只言片语，来判定圣母就是邑姜呢？有一个比宣和五年(年)姜仲谦所撰《谢雨文》碑还要早三十年的殿前铁人，该铁人身上铭文却记录了完全不同的内容。太原人绵州魏城令刘植于宋绍圣四年()铸铁人置于圣母殿前，铁人身上铭文中有“一人积德于百年，后裔承恩于四世”句，这也是现今仍然还能看得到的记述。铁人所铸时间正是圣母出现后约一百年(四世)，这说明圣母是在此之前约一百年左右出现的“一人”，而非一千多年前“肇晋室而开基”的邑姜。
说圣母就是邑姜，无论从礼制还是从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晋祠是奉祀周室诸侯--晋国始祖叔虞的家祠，根据礼制，除了要在正殿供奉第一代晋君唐叔虞外，还应设置后殿，以奉祀其父周武王、祖父周文王，以及周族先祖后稷或姜嫄的神主像。设若官府欲在正殿上取叔虞而代之者，也该是选择叔虞的上述先祖，而不该将其母挑出来奉祀。有人会说，这是为了压制当地的唐叔虞精神与帝王之气，这一说法若放在太宗时期，似乎有点符合逻辑，毕竟太宗是事件的亲历者；但到刘娥主*时，距离晋阳城及晋祠的毁灭已过去五十多年，历经了两三代人后，当地经济社会早已趋稳定，叔虞崇拜也应该已经淡漠，官府完全没必要再干这种卖力不讨好的事，大可任其颓废腐烂下去，因为那样做既要耗费许多的国力民财，又无法获得当地人的认可。其次，就算当朝统治者意欲奉祀叔虞之母，也根本没必要这样的悄无声息又急不可忍耐。从殿中神像台座下的琉璃雕饰看，是一位男士骑马弯弓、驰骋疆场的形象，与高台上的圣母完全无关，就连唐叔虞降冰雹所用的霹雳车也放在殿内，这都显示当时将唐叔虞像搬出祭殿时的匆忙与急迫。最关键的是，官府真要奉祀叔虞之母，完全不必这样遮遮掩掩的似不能见人，大可以高调地对外宣示，这不但能彰显大宋王朝的孝道精神，亦可让民间无话可说；然而此事却未留下任何只词片言的记录，只留下了一团谜雾。
这一团谜雾到底能不能解开？又该如何解开？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会有它自身的原因，绝没有无缘无故而突然出现的事件。解玲还须系玲人，要解开这道谜团还得从源头开始探究。与此事密切相关的应该离不开两个人：宋真宗赵恒与皇后刘娥，这是当时大宋王朝的两个最高决策者，也应该是此事的始作俑者。
后世之人通过戏曲与传说，或能了解一些关于赵恒与刘娥的故事。据宋史记载，刘娥善说鼓儿词，就是边摇拨浪鼓边唱歌，十三四岁的时候，她嫁给一名年青银匠龚美。刘氏嫁夫随夫，跟着龚美一起来到京城开封谋生。龚美手艺出众，又为人和善，善于结交朋友，尤其与襄王府里当差的张耆交好。襄王正是未来的宋真宗赵恒，此时他的名字还叫赵元侃，尚未被册定为太子，年仅十六岁。总之，赵恒当时尚未婚配，听说蜀女才貌双全，便让随从去暗暗物色一名。刘氏随夫抛头露面击鼗挣钱，自有美名在外，为赵恒的随从们所知，龚美得知是王府选姬，不愿放弃，改称是刘氏的表哥，让刘氏入王府。刘氏天生丽质，聪明伶俐，与赵恒年貌相当，很快如胶似漆。然而赵恒的乳母秦国夫人认为刘氏出身寒微，劝赵恒不要亲近刘氏未果，只好报与宋太宗，太宗大怒，一道圣旨下来，命逐刘氏出京，并为十七岁的赵恒赐婚潘美之女莒国夫人。然而，赵恒虽迫于皇命把刘氏送出王府，却将刘氏偷偷藏在王宫指挥使张耆家里，并不愿离开刘氏，二人不时私会。这样偷偷摸摸，与刘氏过了十五年。至道三年三月癸巳日，五十九岁的宋太宗赵光义病逝，遗诏传位于已立为太子两年的赵恒。赵恒继承大统，再也不用与刘氏偷偷来往了。此时的刘氏，也已非昔日击鼗的小妹，经过十五年的幽居，她博览群书，研习琴棋书画，早已才华出众。虽然后宫三千佳丽，赵恒却未忘情于刘氏，很快把刘氏接入宫中。景德元年(年)的正月，封刘氏为四品美人，正式成为后宫妃嫔的一位。当时，郭皇后之下，只有刘美人最为尊。这时候的刘娥，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和真宗在一起了。刘娥虽然已经36岁，可是她聪慧温柔，一直获得真宗的专宠。景德四年（年）四月，郭皇后病逝，真宗就想立刘娥为后，但因她既无子嗣又出身低微，群臣皆反对。虽然刘娥长年受宠，却无法怀孕。她身边的侍女李氏，突然一日梦到仙人下降为子，真宗和刘氏大喜，两人合谋想出"借腹生子"的方法来，在李氏孕后，刘娥也立即宣称自己已怀有龙种。大中祥符三年(年)四月十四日，李氏生下一子赵受益(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但是孩子一出生就被抱到刘氏那里，刘氏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因此皇子虽是李氏所生，却只知生母为刘氏，直到刘娥死后才得知真相。刘氏既已"生子"，真宗便诏告群臣，欲立为后。然而不少高级官员都知道刘氏"生子"的真相，真宗无奈，几次欲"立之"，刘氏都不得不"固辞"。大中祥符五年(年)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并给百官加官进爵。十二月丁亥，四十四岁的刘氏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官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在内部宣布一下完事。身为皇后的刘娥，却不像其他妃嫔只知争宠，她才华超群，通晓古今书史，熟知*事，每每襄助真宗，真宗根本离不开她。每日批阅奏章，刘皇后必侍随在旁。真宗外出巡幸，也要带上刘氏。天禧四年二月(年)，真宗患病，难以支持日常*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氏处置。后来，真宗病情加重，下诏:"此后由皇太子赵桢在资善堂听*，皇后贤明，从旁辅助。"此诏书认可了刘氏裁决*事的权力。虽然刘娥贵为皇后，朝中反对她掌*的人也不少，主要以寇准和李迪为首，但刘娥也开始笼络钱惟演、丁谓这些朝臣，以打击排除异己。乾兴元年(年)二月甲寅，54岁的宋真宗赵恒病逝于延庆殿，遗诏曰:太子赵桢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此时的小皇帝赵桢只有十一岁，朝中一应事务皆由刘娥处置，由此也开启了她独掌权力十一年的朝局，直至明道二年（公元年）三月临终前才还*于仁宗。
刘娥虽贵为太后，却有两件事一直让她无法释怀。第一件，她自知出身卑微，而宋朝却是以士大夫为尊的；第二件，她并无子嗣，尽管有一个做天子的“儿子”，却是从别人那里霸占而来，虽然朝中上下慑于其威势，无人敢言，但终有一天将会大白于天下。对于第一件，刘娥首先做的是“归祖认宗”，自己查了个祖居晋阳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建立前赵的刘氏皇族，该族早就败落，已经查不清底细，刘娥就认下这门刘氏贵族为祖先。其次，为了大力抬高母家，她一直追尊加封祖宗:曾祖父刘维岳成了天平*节度使兼侍中兼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宋氏最后封到安国太夫人;祖父刘延庆为彰化*节度使兼中书令兼许国公，祖母元氏封齐国太夫人;父亲刘通为开府仪同三司魏王，母亲庞氏封晋国太夫人。而对第二件，她又该如何应对呢？
这还得回到前文中提到的铁人上来，该铁人胸前刻着立此金人的缘由。太原人绵州魏城令刘植于宋绍圣四年(年)以保护刘家祖业为名，铸此铁人而置于圣母殿前。铭文中有“一人积德于百年，后裔承恩于四世”句。说明圣母是为了记念在此前约一百年左右出现的“一人”，其时大约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这“一人”就只能是刘娥，因为当时能称圣母的只有刘娥一人，且其“祖籍”在晋阳，可以说是回到了“祖先之地”。
至此，问题有了答案。刘娥要通过修建圣母祠来彰显她的“圣母”之位！据此，一方面可向世人亦可向仁宗皇帝表明，她就是圣人（皇帝）之母，另一方面通过将自我神化从而达到巩固其圣母的地位，并可让自己流芳百世——这至少能让她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慰藉。
说刘娥就是圣母，这在很多方面都能找到痕迹。圣母祠最开始叫女朗祠，女郎祠内的塑像是按照刘太后自己的宫廷生活场景进行塑造的。圣母“凤冠蟒袍，霞披珠缨”，端坐居中，两边站立着男装的女官4尊，宦官5尊，侍女33尊。侍女均有分工，手中分别捧着印玺、翰墨、赏银等等，还有负责音乐舞蹈的、饮食起居的、洒扫梳妆的等等，太监虽然低着头还对主人察言观色，侍女的分工体现的是自汉朝开始的帝王侍女服务系统“六尚”。这一切简直就是刘太后日常生活场景的翻版，但与旁边简略的唐叔祠却形成了鲜明对比。试想，这里奉祀的若不是刘娥而是邑姜，还需要如此繁复、如此用心吗！明嘉靖八年的翰林院撰修罗洪先在游览晋祠圣母殿后也写下一首诗并立碑于圣母殿南墙根，诗云“悬瓮山中一脉清，龙蟠虎伏隐真明，水漂火劫山移步，五十年来帝母临”。“水漂火劫”无疑是指宋太宗水淹火烧晋阳城，“五十年来帝母临”则是说50年后皇帝的母亲来到了圣母殿。宋太宗毁晋阳城50年后是天圣六年，也就是“天圣中”，这正是刘娥主*时期。年维修鱼沼飞梁时，发现支撑飞梁立柱的底座是两块从同一通石碑上凿下来的残片，石碑刻于金泰和八年（年）。碑上刻着“旧制唐叔祠于其南向，至宋天圣中改封汾东王”，“又复建女郎祠于其西，至熙宁中，加召济圣母，今圣母殿是也”。说明在天圣年（年-年）之前唐叔虞祠已经在朝南的位置（今圣母殿旁边）修建完毕，并于天圣年间重修了女郎祠，也说明女郎祠的修建是在晋祠旧主殿位置，同时也告诉世人，女郎即圣母。但女郎显然非周武王妻、唐叔虞之母邑姜。历朝历代从未加封邑姜为“女郎”，既然女郎非邑姜，由“女郎”加封的“圣母”自然也非邑姜。通过上述碑刻也传递一个信息，女郎祠是在熙宁年后才叫圣母祠的。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如果圣母祠是为了供奉邑姜，为何不在一开始就将此公开来，因为这样对唐叔虞祠的“偷梁换柱”也会显得“名正言顺”一些。同时通过对唐叔虞的追封这一点，也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那不过是对唐叔虞在正殿中被女郎“鸠占鹊巢”的一种补偿。
刘太后既已入祀晋祠，为何又未留下任何记录呢？中国的帝制社会毕竟是男性主导的，刘太后入祀晋祠是一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况且刘太后还在世，她本人可能也有“自知之明”，不好过于张扬。因此，无论是晋祠所保存的多通历朝历代的碑刻，还是历朝历代的山西、太原府、太原县的方志，亦或是宋代的诏书，均未明确说明圣母为谁。不过正是当局这种躲躲闪闪又羞羞答答的表现，更曝露了圣母就是刘太后的事实。而且圣母为刘太后从一开始就在官宦及民间流传着。
朝庭将唐叔虞像搬出晋祠正殿，并为其另筑偏殿于此侧，而将刘太后奉于正殿之上，这看似悄然的举动，却是事先预谋好的。对此，好奇的人不免会产生疑问：这是谁的主意，又是谁最先提出来的？面对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人感到茫然无措。但还是可以发挥想象，做出猜测的。这不外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大中祥符四年（公元年）真宗下诏“完葺”唐叔虞祠时，宋真宗赵恒与刘娥就密谋好要将唐叔虞像换掉。这种可能性虽小，但从赵恒与刘娥两人密谋“借腹生子”，以及后来强行封后这些事，又不能完全排除赵恒为抬高刘娥而采取这一举动的可能。想当年（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真宗带着刘娥去汾阴西汜后土时，中途经过太原，刘娥肯定会向真宗谈起自己的祖先在晋阳的这些事；最关键的是当时祭祀的后土为地母，而后土衣冠用的就是皇后之制，这些都可能给真宗与刘娥以启发，更何况是在这一年的四月才下诏“完葺”唐叔虞祠的，其时也正是赵恒因刘娥“生子”后而寻求将其封后的关键时刻，争执双方正处于胶着状态。第二种可能，底下的地方官员在修葺晋祠时，为讨好刘娥而向其进言，请求将太后之像塑入晋祠正殿。但如果是地方官员的建议，一者，这些官员是如何窥见刘太后那隐秘而又不便告人的心思的呢？二者，此事在方志或者地方资料中就肯定会有所记录，因为这到底是他们的表功之作，怎可能就此让它湮没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刘娥自己的主意。这应该是在天圣年间的事，那时是她一人在把持朝*，晋祠复建维修无疑也是她主导，她要借此向全天下昭示自己的“圣母”之位，同时也希望让自己能流芳百世。当然，她绝不会直接诏令底下的官员，而可能是通过身边的亲信侍从（如龚美之流）给地方官员以暗示。地方官员即使心有不服，也都不敢违逆太后圣意的，于是就只能让它成为一笔“糊涂帐”，对外既不公示对内也不记录，如此既应付了圣意，亦可避开舆论的风口浪尖。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在天圣年间修葺完善的晋祠正殿供奉的绝非邑妻，可为何圣母是邑姜的说法能在民间流传并得到认可？恐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民间对刘娥其人并无多少好感，她既“诓惑”宋真宗、又“架空”宋仁宗，更为可恶的是她夺人子以自居，这一切完全与传统的道德礼制相背驰，民间编排的“狸猫换太子”故事就直接将其贬为“奸佞”小人，这绝对有辱“圣母”之名，是断不可接受的；其二，中国历来是主张以孝道治天下，能与唐叔虞发生联系且配得上“圣母”称呼的就只有其母邑姜，因此把圣母说成是邑姜，这符合传统的孝道精神，想必唐叔虞泉下有知，也是能接受的。以上不光是民间普遍存在的心态，学者中也应该不乏这种态度。我们姑且不论《谢雨文》碑的真实性，单就内容而言，难道就能排除姜仲谦在撰写碑文时不是上述心态在作祟？且能排除此文不存在仅凭个人好恶而杜撰的成份？姜仲谦撰写的碑文一出现，简直就成了应急救困的稻草，引来了一些后世追寻者的附议；当然，这也足可见出刘娥的不得人心。但刘娥应是无辜的，设身处地想，她的所做所为也实属无奈，况且她并未干过什么很出格的事，而她主*时的做为亦不乏可圈可点处，尤其是拒绝大臣们促其称帝的请求，更应为后人所称道。按照现代的观念，刘娥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艺女，一跃而成为整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这绝对是妥妥的一枚励志“典范”！不过刘娥在晋祠的所做所为却并未能达其所愿，她苦心营造的晋祠圣母殿，最终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因为今天的人们游历晋祠时，已只知邑姜而不知刘娥了。
通过前述不难发现，晋祠的前世是与荣耀和辉煌联系在一起的，他成就了“三晋之魂”，见证了勇敢、忠贞与不屈。然而，经历了劫难后的浴火重生，今世的他却已是面目全非，更失去了往日的精神与灵气，只剩下了徒有其表的一副躯壳，这一切不由不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