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屡见不鲜的“精日”、“媚日”行为已经让人不忍直视了，一所所日本学校、一条条日本风情街更是此起彼伏。国民的劣根性让人心寒，不想说太多，也无力说太多，就跟网友们分享几个侵华日*部队在东北真实的故事，这是真事，不过80余年前而已。
故事1：
年11月16日，日本*人远藤第一次进入“魔窟”，他在日记中对生化武器和电刑测试的描述是：“我同安藤上校、立原中尉一起参观了运输公司试验站(集中营的代号)，并且观看了实验过程……第二分队负责有毒气体和有毒液体，第一分队则负责电气实验。两个土匪（对中共*员的蔑称）被当作活体试验品。实验步骤如下：
(1)光氯气体(用于细菌战的一种化学制剂)：实验对象在一间砖衬房里吸入光氯气体5分钟，在吸入这种气体之后依然活了一天，但却因肺炎而生命垂危。
(2)氰化钾：实验对象被注入15毫克氰化钾后，失去知觉将近20分钟。
(3)2万伏电压：几次间歇性地用这一强度的电压电击活体，都没有使其毙命，随后活体被注射而亡。
(4)伏电压—几次间歇性地用这一强度的电压电击活体，没有使其毙命；不过，在经过长达数分钟的持续电击后，活体被活活烧死，死亡时间是下午1点30分。”
一条条日记中这样描述道：“两名共产*员被用来做实验。这些受害者们被锁在固定的栏杆上，各种各样的细菌注射进了他们体内。
故事2：
年10月10日，在中国战俘营里等待被遣送回日的部队老兵田村良雄曾作如下回忆：他参加过一项没有实施麻醉的人类活体解剖，对象是名黑死病晚期的中国男子。该名中国人被安排进行解剖，我给他喷了防腐剂。不管他是死是活，这场解剖都必须进行。血从他那紫色而又浮肿的脸上滴下来，落在了担架上。大木医生伸出两根手指，命令我对试验品注射两剂莰酮。注射完莰酮后，被绑着的那名中国人突然睁开了双眼，转过头去，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他被绑，这一行动根本无法完成。他的眼里饱含着愤怒的泪水死死盯着天花板。
细川医生左手扶着这个中国男人的脖子，右手拿着一把刀子，切开了他脖子上的血管。鲜血喷涌而出。因为瘟疫和刀口带来的疼痛，这名中国人左右摇动着脑袋细川川医生又用小刀不锋利的那一面连续重击受害者的心脏，大声叫道：‘莰两剂剂！’接着，他切断了受害者的血管。那个中国人临死前，咬牙切齿地骂出一句：‘魔鬼的儿子’，很快就脸上就失去了颜色，接着停止了呼吸。细川先把受害者的腹部从上到下字切开，接着又打开了尸体的胸腔。他打开锯片，锯断了尸体的肋骨，让内脏全部暴露出来。20分钟后，受害者的尸体被完全肢解了。还在不断往外渗血的肌肉，布满了整张解剖台。”
故事3：
日*士兵小史，这位原部队的技术人员，还记得部队试验场的俘虏们试图追求自由的那一天：那是在一个冬天，气温低至零下四五十摄氏度，按要求，40个俘虏全都要被绑在露天的十字架上。可是，那天的地面冻得十分严实，小史所在的队伍就接到任务，要他们确保每个十字架都能插在冰面上。于是，他们在十字架与地面交接处培上雪，又浇上水，让十字架和地面之间冻成一个稳固的冰坨做基础。接下来，他们就把每一根‘实验对象’都绑在一个十字架上，再给他们戴上头盔，胸前则挂上铁制的保护板。”
这40个“实验品”围成了一个圈，圆圈中心位置的雪下埋有两颗细菌炸弹。日本士兵就躲在距离试验场1.5公里远的避风处，用双筒望远镜远远地观察实验过程。然而，就在电子信号即将点燃细菌炸弹的时候，两三个“实验对象”从十字架上挣脱了出来，又帮身边的其他人解开了绳子。很快,40个“实验对象”就全都分散地逃往各个不同方向。与此同时,20名日本士兵也立即出发，展开了追捕行动。
这些日本兵开着部队的道奇卡车，以“四五十公里每小时”的(雪地)速度，撞向那些逃跑的俘虏。小史说：“所有人都跑不过卡车，他们被卡车给碾死了。那些已经死了或是半死不活的囚犯，都被扔到卡车上，运回总部，再一个接着一地地解剖。那些卡车的保险杆和轮子上都沾满了人肉和头发。
其实，就算这些勇敢的俘虏没有试图逃跑，他们的命运也不过是被痛苦与科学的折磨给整死。伯力法庭审判的证词曾揭示出另一项安达实验的过程与结果。这项实验与上文提及的暴乱现场很相似，也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进行的。其实验是为了检测在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俘虏成功感染坏疽细菌的可能性有多大。就像小史所描的的那样，一颗炸弹忽然爆炸，把含有细菌的榴弹金属碎片迸射入十名中国俘虏裸露的皮肤之中，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都被用金属护罩和厚厚的棉被裹住了，这做为为了防止他们在爆炸中即刻死去。
这些俘虏们也是被绑在柱子上，安插于距离电子引爆炸弹10-20米之间的范围内。一周后，这些被榴弹碎片射中的俘虏们，全部都痛苦不堪地死了。在安达，最常见的生化战争实验还包括用低空飞行的飞机向绑在柱子上的俘虏投射细菌炸弹，或朝他们身上喷洒细菌和携带疾病的各种害虫。即使真有一名俘虏能在安达的种种残酷蹂躏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等待他的也会是平房基地里的另一项医学实验，因为，没有人会让一个“实验品”白白被浪费。
故事4：
日本作家兼新闻记者西野王留美子，坚持不懈地探究有关部队接触性传染病实验中长期被封锁的细节，和在日本细菌战俘中被虐待的女性。在调查部队针对女性俘虏所进行的医学罪行时，西野强调了她们遭受了日本帝国的特殊虐待，并将其与日本战时针对亚洲女性所犯下的其他罪行联系在了一起，例如大规模的强奸和强迫卖淫。年12月，西做做了一次催人泪下的演讲，说的是她所调查到的：
一位曾在平房从事人类活体实验的科研人员的忏悔。这位日*科学家不愿透露姓名，面对西野，他回忆道，在平房的某一天，在下一个已经安排好的实验开始之前，他有些空闲的时间，便和另外日*拿着牢房的钥匙，走进了女的牢房。那个日*在一间牢房里强奸了一名妇女，而他则走到另一间牢房，找到了另一个中国女人。这个女人曾经被用来做过冻疮实验的试验品。西野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她的几个手指都不见了，坏疽病菌侵入了她的身体，把她的骨头都变成了黑色的。我原想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强奸她可一一看到她的性器官已经开始腐烂，脓滲滲透出了表皮。我就放弃了强奸的念头，锁上了门，匆匆地离开了。”
也正是在那时，一个怀着身孕的俄罗斯女人被带到了平房第八监狱区。在那里，她生下了孩子，并且和孩子一起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两人被部队的医生反复折磨。而那位母亲，正如伯力法庭审判上律师列夫斯米尔诺夫所言:“时常沉浸于对她孩子命运的恐惧之中，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川岛清是一位医生兼部队医疗系统的少将，在部队于于不同时期领导过主要负责细菌繁殖的第四分队和专业负责人类活体实验的第一分队。战后，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罪行审判上，他的证词里说自己曾经在平房看到过这个“怀抱小孩的”俄罗斯女人。面对审判人员的提问:“这个女人是否也注定没法活着离开这座监狱?”川岛清的回答是:“在我服务的这支队伍中，这就是规定。死亡是这个女人最后的结局。”
敲打出这些字，心真的好痛好痛，哪怕那段惨烈的历史过去了80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深感悲哀！
日本人，该还账了！九泉下的英魂们，不知是否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