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礼和俗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控制作为控制和稳定社会的重要手段，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礼俗与社会控制相遇，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接下来通过汉朝的角度来看这一历史奇遇。
一、礼仪之邦，源远流长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礼”就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表征之一，成为与其他文明进行区别的重要标准。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礼可以说是包罗万千，社会生活的总规范，溶习俗、道德、政治经济制度、婚姻制度、思想准则都在其表述范围之内。
关于“礼”的起源，最早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而一起出现。“礼”出现的过程，是和国家以及私有制是并肩前行的。
最开始的时候，“礼”作为我国古代先民的一些日常的仪式活动。
古代先民举行这些仪式来克服自己内心对原始世界的恐惧，或者是对未知力量的崇拜。
但是这种活动还不能称为“礼”，它还属于原始习俗的范围之内，我们只能称之为比较原始的礼仪活动。
对此，《礼记》里有很多对诸如此类活动的记载。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产生了剩余财富和社会分工。
因此便有一些人不在再做当时等级较低的社会工作，而是开始接手当时地位较高的各种宗教仪式活动，最早的这批仪式主持者就被人们称为“祭司”。
长此以往下来，这些人便成为了专门负责这些事务的主持者，因此仪式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祭司”们自身的思想感情。
社会私有制的发展决定了这种仪式活动必然不是很公平的，一些野心勃勃的“祭司”便开始利用主持活动之便来达成他们自己的个人目的，这个时候原始礼仪的性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改变。
原始礼仪已经转化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礼”。
在这个过程中，要么是原始礼仪与君主思想完美结合，成为与统治者并驾齐驱的统治思想，要么是被统治思想压在身下，屈居于其后作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
而历史就在这一刻有了不同的方向，在之后的朝代中，也表明了最终的结果。
后续的几千年，“礼”作为绝对的社会控制核心，或被统治者作为工具来统治国家。统治人民的思想，或与古代主流思想相辅相成。
与“礼”同时出现相辅相成的便是“俗”。
风俗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也是一种基础文化。
原始的社会风俗诞生于早期的人类社会，它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现象，萌芽于原始人类的蒙昧意识，孕育发生于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
当时的社会生产极不发达，面对自然的不可抗力和周围未知的世界，先民们一方面崇拜和恐惧着那些不可知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努力地适应环境，总结种种规律，形成最原始的社会习俗。
随着他们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认识的不断加深，他们感知并认可了习俗的力量，意识到了当时条件下习俗的的不可违反，从而更加积极地奉行这些规则，这便是习俗传承的开始。
俗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群体性的社会生活方式，由于其所具有的自发性、稳定性和传承性等特点，因而能够轻易地对社会民众产生影响，因此历来倍受统治者重视，成为社会控制的重中之重。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先秦时期各国的“采风”活动的成果。
正是通过对各地风俗的考察，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民间风俗的重要性，将之视为关乎国家与社会是否能够有序运行的重要因素。
二、以礼治国，还是以俗治国？
“礼治”，就是用礼所特有的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约束人民的思想和行为，相对于“法治”而言更多的是依靠人民内心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约束。
从广义方面看来，礼治的手段包括礼仪、礼制、礼学、礼法和礼俗等诸多方面。
礼治的思想起源很早，周朝时期的“周礼”，可以看作是中国礼治思想的萌芽。
到了汉代，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和秦王朝的“以法为治”之后，礼治思想又被重新重视起来，最终形成比较完备的礼治思想体系。
汉朝建立之初，在经历过秦国的苛政、反秦战争以及楚汉之争的轮番摧残后，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政治失序，经济凋敝，因此出现了国家较为衰败的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汉朝统治者充分吸取了秦朝速亡的经验教训，顺应民心，采纳了黄老学说，确立了“休养生息”的统治政策。
这一时期，虽然黄老之学成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但是，“礼”作为治国驭民的重要手段，并未就此沉寂，而是随着时代变迁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并初步确立了“礼治”的思想主题。
汉兴之初，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而采用“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的方法，废止了秦朝的一些不恰当的礼仪内容。
此举固然起到了约法省禁的作用，但是过于宽松的环境却导致皇帝威仪的缺失，史书记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这种现象极大的扰乱了君臣名分，以至于“高帝患之”。
在这种情况下，儒生叔孙通给皇帝献策倡导用礼法来约束大臣们的行为，从而使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了“礼”的重要性。
之后陆贾对礼治作了进一步阐述，并使其发展壮大。
陆贾的《新语》主要是对秦亡教训和刘邦夺取天下的经验总结，在他看来“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道德仁义是治理国家的基础。
陆贾的《新语》虽未特别强调“礼治”这一概念，但以儒家道德仁义观念为根本的礼治思想始终贯穿始终，是为汉代礼治思想最初的阐释。
因此有人认为在汉初统治思想就已经确立，理论已经形成。标志就《新语》。”
陆贾之后进一步阐述礼治思想的重要代表是贾谊。
贾谊的思想学说受荀子的影响很大，是对荀子礼治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贾谊曾数次向汉文帝上疏，在治国方略和制度建构等方面倡导礼治。
从叔孙通首倡礼治、到陆贾将礼视为“道基”、再到贾谊全面阐释礼治的重要作用，礼治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并且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限制以及部分统治者的打压，礼治思想并未能够取代黄老之学成为汉王朝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汉武帝即位以后，汉朝的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汉初统治者尤其是“文景之治”的修养生息之后，国家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此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经无法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需新的统治思想来对逐渐失控的社会秩序进行调整和控制，于是礼治思想顺理成章的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汉武帝对汉代礼治的发展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他即位之初，就积极推行儒学重用儒生，他重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家思想家，其中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等理念深深影响了汉代乃至后世礼治思想的发展。
“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实际上是为礼治思想的推行扫除了障碍。形成上下内外尊卑分明的符合现实需要的君权维护手段。
汉宣帝在位期间，继续重用儒生，大力推行礼治。
宣帝虽然将以礼治国作为行政方略，希望效仿德政仁治的古之圣王，但他并非食古不化，一味地偏信儒生，而是根据现实情况有所损益，礼法并施。
他不仅用政治权力为儒学发展保驾护航，更把皇权放置于思想论争的裁判员的位置上，进一步反映出汉代礼治发展中政治与思想文化互惠互动的趋势与特点。
东汉建立后，面对新莽时期所形成社会动荡的局面，光武帝刘秀首选的是补阙礼制，恢复社会秩序。
在统治方式上，推行“德政”，重新建立起礼治传统。
除此之外，光武帝还在晚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并将谶纬之学与经学及礼治结合起来，开启了经学和礼学的神学化进程。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与社会治乱、国家兴衰息息相关，因而关于风俗控制的观念也成为汉代人社会控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汉朝建立之初，因秦之弊，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出于休养生民的目的，并未急于加强
对风俗的控制，而是表现出一种“因俗”、“从俗”的倾向。
进入东汉以后，随着国家行政能力与对地方社会的掌控能力日益萎缩，尤其是东汉中后期以后，政局愈发混乱，吏治愈加不堪，社会风俗也随之越发浇漓，因而兴起了一股全面批判风俗的思潮。
汉代风俗观中移风易俗的主张与对时俗的批判是相适应的。
在古人眼中，风俗的好坏与政治的兴衰密切相关。
正是因为有着时俗凋敝的观念，所以汉代人格外重视对风俗的引导与控制，“移风易俗”成了当时人们的共识，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移风易俗”的风俗主张。
利用礼乐教化进行移风易俗是汉代人风俗移易思想的主流。
风俗的形成及移易与社会上层的言行举止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想要实现移风易俗，统治者的示范和表率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夫上之化下，若风之靡草，无不从教，这也是汉代风俗教化观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
从汉代以后，利用礼俗进行社会控制就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历朝历代对于礼俗控制的施行也大体不脱汉代之轨范。
不仅如此，礼俗秩序的建立，使得民间社会的行为趋于规范化、系统化，最终实现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大一统。
结语
我国作为礼仪之邦，礼俗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一部分。
汉朝作为早期的封建王朝，更是需要礼俗来控制社会。
可以说礼俗作为汉朝主要的指导思想，为汉朝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汉书》
《史记》
《中国礼俗研究》
《秦汉社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