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勋虽然是魏朝的重量级官员，他也是鲍信的儿子，出身勋烈世家。但是，他不幸与曹丕发生争执，侵犯了皇权，因此被残酷地处决了。
关于鲍勋的去世，历史上因他曾与郭夫人之弟发生冲突而经常被归咎于与郭皇后的宿怨。但经过仔细研究史料，我们发现鲍勋的死因其实相当复杂，与郭氏的牵连并不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鲍勋之死归结为与郭皇后的恩怨。实际上，这其中涉及到的历史背景和细节非常复杂，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有人说：鲍信对太祖有功，而鲍勋却因得罪了郭夫人而遭遇不幸。这在《三国志集解》中有记载。
鲍勋真正的死因是因为他的个人行为与政治制度存在矛盾，即滥用公权、结党营私。当他被关进监狱时，众多大臣都以相同的理由劝谏，反而加深了曹丕对他的猜疑，这也间接加速了鲍勋的悲剧命运。从更深层次看，这背后体现了士族官员与曹魏皇权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博弈。简而言之，鲍勋的死是由于他自身行为的错误，而群臣的劝谏加剧了皇权的不信任，背后反映的是政权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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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孙英刚的看法中，当我们阅读前代的历史时，常常会陷入一种类似“倒放电影”的误区。这种误区就是从全知全能的视角出发，以已知的结果去逆向推导过程，为历史人物的行为制造出逻辑联系。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让历史的真相被扭曲。以《鲍勋传》中描述的传主与曹丕的关系为例，正是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我们通过回顾结果，试图理解并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的做法并不总是准确的反映历史事实。
在《中古时代术数语境下的政权对立》中提到，后世史书编纂者们像是在回放电影来记录历史，但因为需要维护叙述的逻辑和政治正确性，导致他们所描述的历史画面被严重扭曲了。这种做法对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鲍勋被曹丕处决，因此《鲍勋传》详尽地突出了他与曹丕之间的历史纷争。在文帝统治时期，虽然敢于直言不讳的人不少，但真正被曹丕杀掉的却只有少数几人。所以，鲍勋的死因远非仅仅是因为曹丕的私人恩怨所导致。这表明了其中还涉及到其他复杂的因素。
从资料的研究中可以了解到，尽管曹丕和鲍勋多次发生矛盾，但他仍然赋予鲍勋重要的职责。这表明曹丕虽然对鲍勋的行为有些不满，但他清楚认识到鲍勋的忠诚和良好品质。在公事和私交方面，曹丕保持着明确的界限。换句话说，虽然他们之间有分歧，但曹丕依旧信任并重用鲍勋。
以下，我会用几个例子来证明我的观点。这些例子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所讨论的问题。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某些观点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1）鲍勋与郭夫人之间存在的旧有矛盾问题。
在魏晋时期，鲍勋是魏郡西部的军事长官。他的一个下属，曲周县的官员郭某，被指控偷了官方的布匹，按照法律应该被处以极刑。这个郭某其实是郭夫人的亲弟弟。于是，曹丕多次写信为郭某求情，希望能宽大处理。但鲍勋却不敢擅自做主，将所有情况都详细上报了，结果曹丕和鲍勋因此产生了矛盾。这件事不仅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也让事情变得更为棘手。所以郭某的罪行导致了上下之间的纠葛。
鲍勋在魏郡担任西部都尉的职务。郭太子的妻子（即郭夫人）的弟弟在曲周县担任官职，他因盗窃官方的布匹被判死刑，按法律应被处以弃市的刑罚。当时太祖在谯城，而太子则留在邺城，太子多次通过书信向太祖请求对这位弟弟的宽恕。但鲍勋不敢擅自决定赦免，而是详细记录了此案并上报给了太祖。这则故事记载在《魏书鲍勋传》中。
鲍勋将一些重要的证据呈交给了曹操，很明显这些证据涉及的对象是当时在谯县的曹操本人。同时，他不仅仅报告了郭氏盗窃的罪证，而且曹丕亲笔写下的请求原谅的信件也被他一并提交了。这表明了鲍勋所做的工作非常详尽彻底，他毫无保留地提供了所有相关信息。
毫无疑问，鲍勋的执法方式过于刻板，给曹丕的政治形象带来了不良影响。特别是因为他之前曾在东宫任职，这种执法的做法显得更为不合理和令人费解。因此，这种做法对他之前的旧日职位以及其关系颇大的影响。从更直接的口吻来讲，鲍勋办事死板、铁面无私的作风直接损害了曹丕的声望。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他之前还在东宫担任要职，但这种办事方式似乎全然不考虑情感与情境。简单说，他那种毫无弹性的执法方式，让他的行为显得更加不合情理。
在魏国建安的二十二年间，确定了太子的人选，并任命鲍勋为太子的中庶子。这是根据《魏书鲍勋传》的记载。在魏国的建安二十二年，皇帝决定册立一位太子，并选定了鲍勋担任太子的中庶子一职。这一信息被记录在《魏书鲍勋传》中。
在《续汉书百官志》中，太子的侍从官员，即太子中庶子，他们的官职等级为六百石。该职位的注释说明，此岗位的人员编制为五人，他们的职责相当于侍中。
曹丕私下为妻弟求情，而鲍勋则公开了曹丕的求情书信给曹操，这种做法显得不够周全。一个更成熟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只将郭氏盗窃的证据上报，同时将曹丕的求情信保密，这样既能公正处理案件，又能避免得罪曹丕。这种做法更为稳妥，值得借鉴。
曹丕对于鲍勋严厉的手段并不认同，故通过暗地里指使中尉奏请罢免他的官职以表达不满。这样的策略反映了曹丕对于官场中的迂回与策略的深刻理解，他更擅长运用暗地里的手段，而不是直接公开冲突。因此，他选择了“密敕”这一方式，明显比直接冲突更为高明。
在广平郡，如果边境的军队因疏忽而未能按时休整，曹丕会私下命令中尉上奏，请求免去鲍勋的官职。这记录在《魏书鲍勋传》中。
曹丕在位期间，尽管他曾经下令罢免了某些勋官的职位，但他对鲍勋的忠诚印象深刻。在他登基后不久，他迅速提升了鲍勋的职位，任命他为驸马都尉和侍中。这个职位意味着鲍勋成为了经常陪伴在曹丕身边、出入宫廷的近臣。这表明，尽管曹丕与鲍勋之间存在一些嫌隙，但他依然认可鲍勋的忠诚。
在延康的第一年，太祖皇帝去世了，然后太子立即继承了王位。此时，鲍勋以驸马都尉的身份兼任了侍中一职的职责。《魏书鲍勋传》中这样记载。
在《续汉书百官志》中描述了侍中的职责与地位。侍中相当于二千石的官职，他的主要工作是侍奉在君主左右，协助处理各种事务，为君主提供咨询和建议。当法驾出行时，通常会有一位学识渊博的人陪同乘车，而其他人则骑马跟在乘坐舆车的后面。简单来说，侍中是君主身边的得力助手，负责处理各种事务并随时提供咨询应对。
根据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鲍勋与郭夫人的过去恩怨并没有阻碍他在官场的发展。考虑到曹丕的性格特点，他不会如此轻率地让一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在他眼前活动。例如，他对待曹植的追随者杨俊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的心胸狭窄（详情见后文分析）。因此，鲍勋能够担任侍中、驸马都尉的职务，这表明他与曹丕之间并没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实际上，曹丕继位后（年），仍然将鲍勋视为东宫的老臣，这显示出他对鲍勋的重视和提携的意图。
通过了解这一状况，再审视《勋传》中提到的“他在东宫任职时，坚守正道不屈服，因此太子并不能完全喜欢他”，便能察觉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刻意编排。这种编排似乎是史家为了论证鲍勋的死因，而将责任归咎于他早年与曹丕的矛盾。这样的处理明显有制造事件的意图，这一倾向清晰可见。我们也能从这样的叙述中感受到一些史家的技巧和手法。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这段历史叙述，避免被过于主观的解读所误导。
鲍勋曾在东宫表现出忠诚坚定的品质，他的原则性使他没有屈从于太子的压力。起初，太子对他的态度并不愉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鲍勋对此事越发坚持己见，最终引发了太子的强烈不满。这段经历记载在《魏书鲍勋传》中。
鲍勋对曹丕的行猎行为提出了劝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鲍勋认为，曹丕的行猎活动可能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他建议停止或减少这种活动。他强调了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并提醒曹丕注意自己的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总之，鲍勋的劝谏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提醒曹丕在享受娱乐活动时也要考虑到环境和生态的可持续性。
据《勋传》记载，曹丕在受禅后有过一次外出打猎的行动。尽管鲍勋事先曾提出劝谏，阻止这次出猎，但是曹丕仍然生气地撕毁了他的奏章。尽管如此，鲍勋还是以侍中、驸马都尉的身份陪同曹丕出行。这显示出曹丕对鲍勋的直言不讳并没有感到反感。如果曹丕真的讨厌鲍勋，他肯定不会允许鲍勋跟随自己出行，因为鲍勋的存在对他的游玩心情会构成干扰。总之，这证明了曹丕对鲍勋的直谏行为是能够容忍的。
魏文帝计划去游玩打猎，但鲍勋停下车，写了一份奏章进行劝阻。他的奏章内容在朝中传播，被文帝亲自撕毁后，皇帝仍然坚持继续打猎活动。
根据当前的观察，关于“手毁其表”的说法是否真实存在，还存在着疑问。这可能只是历史学家为了突出曹、鲍二人之间的恩怨，而过分渲染的史料。陈寿并非魏国人，他所著的《魏志》其实是基于王沈所著的《魏书》改编而来。王沈与司马氏有密切关系，他的修史立场也备受争议，这一点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对于“手毁其表”这一说法，我们需要持怀疑态度，并进一步研究其真实性。或许这只是后世史家为了强调某些观点而夸大其词的结果。
在历史上，王沈专注著述其作品，终于编写完成《魏书》四十四卷。这本著作的内容因时代的回避和改变，未能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事实。《史通》中的正史篇记载了此事。王沈独立完成了他的事业，撰写了四十四卷的《魏书》。此书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内容都经过避讳，并非真实记录。如《史通》正史篇所述。《魏书》的编纂由王沈独自完成，共四十四卷。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书中内容有所避讳，与实际历史情况有所出入。这一点在《史通》正史篇中也有所提及。王沈专心致志地完成了《魏书》，共计四十四卷。但因历史原因，书中内容有所修饰，与真实历史有所出入，这在《史通》的记录中可以查证。
在狩猎的途中，曹丕与侍臣刘晔讨论了娱乐方面，猎和音乐哪个更好。刘晔根据曹丕的想法，说猎物捕捉比听音乐更有乐趣。但同时，另一位侍臣鲍勋指责刘晔谄媚不忠，迎合皇上的玩笑话。他含蓄地批评了刘晔的言行，没有臣子的礼仪。曹丕听了之后有些尴尬，因此狩猎活动就草率地结束了。
文帝问身边的大臣们：“打猎的乐趣与八音相比如何？”一位侍臣，刘晔回答说，打猎比音乐更令人快乐。但鲍勋则上奏反驳，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刘晔的言论是阿谀奉承，不忠诚，他是在迎合皇上的玩笑话。文帝听后脸色一沉，愤怒地离开了。这是《魏书鲍勋传》中记载的故事。皇帝问身边的人：“打猎的快乐和音乐的乐趣哪个更胜一筹？”其中一位侍臣刘晔回答说，打猎更加让人愉悦。然而，鲍勋却提出异议，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刘晔的回答是虚伪奉承，不忠诚于真实情况。他认为刘晔只是在迎合皇帝的玩笑话。皇帝听到后，脸色变得严肃，最终愤然离去。这个故事被记录在《魏书鲍勋传》中。
据《魏略》记载，当时正值盛夏酷暑，行进的人中有不少中暑的情况。鲍勋直言犯谏，显然是因为环境因素导致他难以控制情绪。曹丕考虑到此因，因此在狩猎结束时，没有惩罚鲍勋，只调任他做“右中郎将”。这种事情发生在那种严酷的天气下，实属有因可循。因此，曹丕的决策也是相当明智的。
在魏文帝在北邙山上打猎的时期，正值盛夏酷暑，行进的人中有人中暑了。鲍勋因此强烈劝谏他注意身体。这是《太平御览》中《魏略》所记载的内容。
《魏书》记载，皇帝愤怒之下脸色大变，愤然离去。之后，决定将鲍勋升为右中郎将。
根据《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鲍勋曾经担任的右中郎将与侍中是同级职位，他们的官阶都是比二千石。这两个职位都负责掌管郎卫，是宿卫系统的重要成员。中郎系统归属于光禄勋，这个系统分为左、右、五官三部分，还有其他如虎贲、羽林郎将等职务。在曹丕登基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五官中郎将这一职位，这说明他在官场上有着显赫的地位。尽管鲍勋后来不再陪驾，但他的地位仍然崇高，这显示出他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反过来，这也说明了曹丕并非是个糊涂的君主，他在公私方面都有明确的界限。
右中郎将这个官职，其地位相当于二千石官阶的官员。《续汉书百官志》中记载，其职责主要是负责右署郎的相关事务。简单来说，就是管理并处理右署郎的各项工作。
关于鲍勋担任御史中丞的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鲍勋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这一决策引发了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