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所在的广西自古本就属于方外之地，透过险峻的五岭足够阻隔与中原的大规模交往，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一直处于自足的发展状态，所谓“广西古称百粤，为蛮荒之地，自秦始隶版图，置桂林、象郡，设官守土，始有汉民”。尽管西汉以后桂东北设置郡县而逐渐缓慢地“王化”，但桂西在很长时期内仍是未开化的区域，中央王朝的势力也鞭长莫及，与其封闭型的地理格局有莫大的关系。
一、桂西的自然地理位置
从地形上看，左江流域在地貌格局上处于广西弧形山脉西翼，东倾斜，四周山岳环绕，流域以丘陵山地为主，岩溶分布量大面广地势自西略向包括石灰岩丘陵、台地，占总面积的47%，山地占25%，平地占26.1%。地貌类型多样，土、石山交错，沙页岩的山地、丘陵、台地和石灰岩峰丛谷地、峰林谷地和孤峰溶蚀平地混杂，显示了生态农业资源多样性和复杂性。
百色、河池则属于云贵高原的余脉，处于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向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虽已失去高原顶峰的恢宏气势，但也常形成大的切割地带，给人以冲击。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从多米降至-米区域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岩溶地貌也广为发育。总体而言，桂西以山多平地少而著称。右江流域有金钟山、岑王老山、青龙山等平均海拔-米间红水河流域的凤凰山、都阳山等海拔也在-米之间，左江流域及周围有十万大山、公母山、大青山等，海拔则在米以上，此外小山小岭更是不可胜数，所以此地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说法。
这样的地形地貌不仅对于当地人生计模式产生影响，形成比较独立的文化单元，而且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交通问题。即使今天，灰沉沉的石灰岩体与高矮不等的山地仍然是巨大的障碍，很多新修的公路只能在崎岖的山体中上下来回盘旋地穿梭，而且越往西，其特征就越发明显。
也许只有亲身行走在这片土地上时，才会有宋代诗人杨万里“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的真切感受。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帝国的锋刃不断向西南渗透时，却受阻于这里特殊的地理条件，使之成了反复争夺但又难以逾越的空间，来势汹汹的帝国也处于强弩之末，成就了最终的“华夏边缘”。当桂北、桂东逐渐被“王化”而纳入中原王朝的帝国体系之时，在桂西只能依靠羁糜政策行使有限的权力。
同时桂西也似乎具备了成为瘴区的一切自然条件大部地区地处低纬，北回归线横穿中部的上林、德保、那坡以及云南的文山州一线，属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域。据此可以认为这里就是古人所能“想象”得到的产生瘴气的“温床”山峦叠嶂，丘陵延绵，江河纵横，山林茂密，动物繁多，尤其是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死亡的动植物及植物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山岚瘴气。
二、桂西的瘴气对历朝历代的影响
1.疾病横行，行军阻隔
自秦以降，直到东汉，中原王朝多次出兵征服南方，兵锋已及桂西，但又多次受阻于当地气候而导致疾病流行。《后汉书》载马援领兵征交趾时碰上了瘴气，“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气”。其时他还对所见的瘴气状况有过描述“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莺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其情景甚是可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援不得不以“常饵惹芭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
也许此方法还比较有效，最终大军胜利还朝，不过瘴气之恶名已留下至深的印象。东汉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交趾刺史樊演发兵万余人救之，兵士皆畏惧远役，遂反，“而贼执转盛”。第二年，顺帝召百官问方略，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提出四点意见劝阻，其中就有“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的说法。汉唐之间，中央王朝与广西的活动多胶着于桂北、桂东南等地，直至宋代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有关桂西地理与文化的历史著述才丰富起来。瘴气的描写似乎也已成了习惯，在以后历朝中都必然有与之相关的主题。
宋代时，广西的瘴区除了文化中心的桂林外，遍布全境，而且愈往西、南愈严重。范成大从地理上对广西的区域特征有了初步的判定，尽管并未给出贵州两江“水土尤恶”的原因，但可以想见的是，这与当时较低的开发程度、文化不发达有很大的关系。
宋太宗平定南汉之后，欲派军队收复宣布独立的交州，但大臣田锡进言予以反对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谓“老师费财”，兵书曰“钝兵挫锐”。北宋以后交州即今越南就基本脱离中央王朝而独立，时人认为“交州谓之瘴海，得之如获石田”，想必是也是其中一种重要原因。所以就有宋神宗元丰初“时征安南，建顺州，其地瘴病不堪守，固请弃之，内徙者二万户”的举措。从此桂西作为与越南最近的外缘地带，已定型为政治性的边陲，不过对瘴气的文化模塑与心理恐惧仍在继续。
2.仕官眼中的畏途
明代章演编撰《图书编》明确记载广西无瘴的县仍仅有属于桂林的临桂与灵川二县。其中左右江地区、大藤峡区及与云南、贵州交界地带最为严重。当时一些地方官员有着直接的心理感受，对此地区十分害怕，甚至不敢前往办公。左右江地区也有“瘴病熏蒸，官斯土者，病之接踵”的记载。
雍正《太平府志》云：“太平所属多深山密著，其间虫蛇草木之毒郁结熏蒸，遂成瘴疠。……郡县城人烟稠密视他处稍减，惟三结、两茗、上下石、思陵、镇远等州至八月天气酷热，水土恶毒，诚非人所能居矣。太平一日之间具四时之气，亦有阴阳不和时令不正故也。谚言‘函脱鱼著胜似服药’。此虽俗谈，实为此方要紧之决。太平原属瘴乡，仕官之人皆视为畏途。”
乾隆《镇安府志》言“镇安汉土九属水土气息均非平善，中土人士居之殊难调适，其间州县相去百余里，或数十里，气候微有不同，仕宦商旅来此土者当所知慎焉。非夏秋亦有瘴味炎热之气稍减耳。……天保县山深水密，气候多乖。……或晴雨偶想即病疫流染。……向武州山高雾重，多寒少暑。都康土州四时瘴患遇雨则寒。上映土州山林密岚烟四塞，瘴疠时行。”
在清末乃至民国的地方文献中，有关桂西瘴气的描述仍十分普遍。林德均《粤西溪蛮琐记》告诫人们“广西左右江地乃烟瘴极边，宦游者视为畏途，谚云莫起早，莫洗澡，莫吃饱，莫讨小，四言可为瘴之金丹。”华本松记录了百色的情况“百色地处极边，四时皆瘴，春夏之交郁热熏蒸，至七八九月新禾、黄茅诸瘴继作，风色峭厉烟雾甫昏，水土最劣。恩阳深山密蓄，气候多乖，四时不和，阴阳失正，上林下旺并溪炯深邃草木翁翁，岩依穴处，类皆鳞蟒蛇蝮，雨过万壑交卫沫淫毒鳌，加以上雾下潦，烈暑燎空，人若贪凉即为所中。”
道光《上思州志》曰“州居西南之极边，其东南则层峦叠嶂，瘴气易生，西北则旷野平畴炎风时播，因雨阳为凉焕，实为炎荒之区。迁隆土炯，界极边之区，山荒地薄，一岁之间暑热过半，五六七月岚瘴更盛，热病甚多，兼之草木翁郁蛇虫出没，触其毒者尤莫可解。”
民国《同正县志》记录“当四、五月，新水方生，挟涧谷之泥土而来，食之多腹痛，泄泻或感冒暑湿，郁为痞症，使人四肢沉困倦，于行坐于此，所谓黄梅瘴也。至九、十月则天气收敛，亦每变为疟疾，寒热往来，或绵延至余年不愈，此则所谓新禾瘴。”民国《雷平县志》也说“本县气候冷热与本省内地无异，但山川温湿郁为瘴病，人或中之多坐疾病。”
总结
按理说，清代以后桂西在国家的“教化”之下，“文明”的程度已大大提高，为何还有众多关于瘴的记载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土司的大量存在，即便雍正朝改土归流后仍占据一定势力。在汉人的心目中，土司不分“蛮夷”的标志。虽然这时期对于桂西瘴的描写已多由地方志来承担，但编撰者多是汉人或宣称为汉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先前那套说辞十分熟悉，所描绘的桂西地方形象无不遵循着传统对边陲的“典范”书写，延续到己逐渐迈入“近代化”意识的民国时期，甚至与我们现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刻板认识有着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