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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平定南宋，混一南北，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变局。以前北方游牧民族曾经屡次征服华北半壁山河，却未能平定江南，一统华夏。而元朝则是第一个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中国的征服王朝。
元朝的统一中国，一方面结束了晚唐以来四百年的分裂与扰攘，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尤其是江南——的文化与社会秩序造成甚大的冲击。
一、元初时宋朝遗民的遭遇
古来建立征服王朝的各北方民族中，蒙古人与汉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对中原传统尊崇最少。蒙古灭金之际，华北遭受兵之害极烈，当地社会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坏，汉族文人甚至有“天纲绝，地轴折，人伦灭”的毁灭感。忽必烈即位后，元朝政府表面上已采行汉制，但对中原文化及社会传统的尊崇仍多局限。
元廷对各民族文化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各种思想与宗教不偏不倚，并予尊荣。儒家思想遂由“道”转变为许多“教”的一种，而儒士不过是一个受到优崇的“身份群体”而已。
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问题上面临两大困难：
第一，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当时所谓“根脚”。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管道的制度可说南辕北辙，大不相同。元朝中期以前，一直未恢复科举制度，汉族士人遂丧失此一主要的入仕管道。
第二，元朝为巩固其统治，实行民族分化，乃根据民族差异及归降时代先后，划分人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赋予不同待遇。在此族群等级制之下，南人地位最为低下，仕进最为困难。
伐宋战争中，元廷为求速胜而采取招降政策，降附官员皆优予高职。但是，元廷对南人极为猜忌，而北方汉人对南人亦甚歧视，多方排挤，至元十五年()即有诏汰江南冗官及“追毁宋故官所受告身”。南宋降官纷纷罢职，此后不仅“北方州县并无南方人士”，而江南地方官亦多北人。
南宋遗民谢枋得、郑思肖说元朝法律规定“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也”。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或许是一种社会传闻，但这种传闻反映出江南士人所面临的问题及其集体心理。总之，元初江南士人在仕隐问题上所牵涉的不仅是有无出仕的意愿，而且亦是机会问题。
在出处问题上，江南儒士亦面临两种思想的新压力：
第一，两宋忠君观念的绝对化。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相平行。北宋司马光首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
程朱理学更使君臣大义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视君臣关系为纲常中最重要之环节，“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可见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五代冯道之历事四朝，便受到宋儒欧阳修等人之强烈指责。为朝廷守节遂成为人臣应尽的义务。
第二，夷夏之辨思想的制约。先秦儒家提倡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但是先秦儒家区别华夏、夷狄之主要标准是文化，而不是种族，即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华夏则华夏之。”这种文化主义的夷夏观对外族统治并不强烈排斥，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