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北宋王朝从“陈桥兵变”之时建国，于乱世中抢占先机，风雨飘摇，国家仍屹立不倒；直到传位给宋徽宗赵佶，一位虽无政治之才，却也有收复失地之志的末代皇帝，至此，局面彻底洗牌。恰逢辽国遇到女真的猛烈攻击，辽国灭亡已成定局，趁火打劫就成为宋徽宗的正义的“收复”之举。
收复失地势在必行汝心之所向，吾等剑之所指
民心所向才是一个王朝建立的根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能用安抚民心，成为民心所向，民心就是国之武器；相反，失去民心，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就是统治阶级给百姓起义推翻政权一个完美的借口。君臣相合的局面就好比“汝心之所向，吾等剑之所指”，不仅办事效率显著提高，而且从上至下官民相合，利于统治；君臣不和，轻则危害个人，重则失信于民、国家动乱。
《知否》电视剧中桓王有言：趁现在的大好时机收回失地，重塑边疆屏障，让我朝有养马之地，可守之城。这谏言情真意切，符合故事中的背景：刚平定叛乱，正是意气风发之时，理应如此，扬我国威。故事终究不能代表历史，拿到现实中来，宋徽宗并不应该选择与金人结盟以收回燕京东路州镇。
急功近利，失信于民
与金国结成“海上之盟”这事，弊大于利，不应该草草了事，胡作决定。当时的社会，忠臣良将的意见不得重视，小人的想法在皇帝看来更有价值。在已与辽国达成契约的情况下，宋军的作为算是违约背契，见利忘义，本就是不义之师，却妄想得到更多的收益，小人行径。战乱纷扬，百姓过得愈加艰难，自然地，不得百姓的支持。
北宋百姓若是以一颗平常心待事，那么自然地，理智就会占据上峰。反观急功近利，想得少，做得多，只能叫做事倍功半，甚至可能起到相反效果。但是想得多，做得少，完全忽视行动的重要性也不行。宋徽宗落井下石的行为，并不是为国为民，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反而是让已在故土生活百年的黎明百姓被迫北迁，离开家乡。燕云十六州的汉族居民不但得不到来自朝廷的慰问，反而收来自他们的歧视，即使是所谓从无争夺心思的良民，也不会支持北宋政权。
北宋地图弱国无外交
弱国无外交，从古至今皆是如此。“海上之盟”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合约，规定宋军必须从南方配合作战，且每年要向金国交纳岁币50万。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也间接导致国家的军事实力不强，任人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以至于到后来，面对金国提出的无理要求，敢怒不敢言，在已有基础上，每年又增加万贯的“代税钱”。
当北宋真正“光复”了燕云十六州时，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如预期的那般顺利，肩负在百姓身上的压力反而变得更重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