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极其频繁、社会动乱非常严重的时期之一。短短四百多年的时间，换了几十个皇帝，经历了无数次战争。这些充满血腥的掠夺性战争，大多数是由民族矛盾和想要分裂夺取政权的动机引发。
每一次战争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其破坏程度常超出了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每当战争兴起之时，大量的将领士兵死于战场，平民遭受无辜杀害，百姓由于战祸而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已经不足为奇。
战争过后大量的尸体腐烂，细菌弥散到周边地区，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战后爆发的灾荒疾疫，得不到及时控制以致死亡的人数更加不可胜数。
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是一个门阀世族社会，门阀世族在朝廷担任着重要的官职，在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土地、劳动力，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是由世袭而来。门阀世族的社会性质，是由内外两部分原因决定的。
首先南北朝当时的社会状况，为其提供了成长环境。在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长期处于分裂的状况，大量的百姓流动、迁徙、不断发生冲突和斗争，在这样的状况下，世族这一特殊阶级所一直强调的血亲关系，成为了世族成员之间更加不可撼动的联接纽带。
另外，每当一位新的君主登基，面对社会的混乱和自身的政治经济基础薄弱状况，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门阀世族的力量重建家园，客观上为门阀世族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实力强大的门阀宗族，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和获取更大利益，他们严格区分宗族远近、血缘亲疏，千方百计的采取种种措施，以保卫门第的庄严性与血统的纯洁性。
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四点：首先是树立自己族姓的荣耀和神圣，二是规定不与庶姓人士接触，比如说坐不同席、食不同器等等，第三点是他们实行集团内部通婚，严格禁止与庶族通婚。正是这一点，后来也造成其子孙体质越来越衰弱，最后难以维系的状况。第四是撰修了谱牒防止与庶人混在一起。
在上述的这些措施中，世族和庶族不能结婚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士庶之间不能通婚，带来的只能是世家大族内部的互为联姻。这种过分狭窄的婚姻圈，又造成了不及辈分的情况。
百姓流离失所、粮食短缺、物资匮乏、疾病蔓延等，使得已经生活在贫困边缘的百姓，更加难以生存下去。门阀氏族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的苦难，深化了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人民带着愤怒和恐惧，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如何解决温饱问题，思考如何活下去，对统治者的各项政策则置之不理，对于传统儒家礼教文化的传承与信奉，更是无暇顾及。
恩格斯曾指出：“在历史的创造过程中，有诸多的前提和条件，而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其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
小农即有人身自由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其作为国家的主要编民，为国家提供赋役以支撑国家的运转；国家则给予分散封闭、缺乏自我护力的他们提供保护，这种相互依存的、融洽共处的关系，成了封建社会国泰民安的必要条件。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发、统治者残酷的剥削等原因，使小农经济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封建专制政权也因此更加摇摇欲坠，社会更加动荡不已。
魏晋南北朝小农经济不断遭到破坏而萎缩、解体的同时，豪强地主经济则日渐成长、壮大。这两种对立的经济，自东汉以后开始了加速的相向发展，到南北朝时期愈演愈烈。
在战争频繁、经济衰败社会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民的生活惨不忍睹。每天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挣扎的他们无暇顾及其他。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乱象，表现在生活中的婚、丧、孝、忠等方面。人们对于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的传承处在崩溃的边缘。
总体而言，首先是居于上层的统治者，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是荒淫奢侈、人品卑劣、终日沉迷于女色，无暇掌管朝政之事。更有甚者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为幌子，进行各种卑鄙的勾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也呈贪婪奢靡之状，为了榨取最大的利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比如说当时的何曾、何劭父子，石苞之子石崇，外戚王恺与王济都是奢侈的典型。
其次，生活在底层的穷苦老百姓，行为荒诞程度更是可笑至极。比如说社会上在生养方面有一种恶俗：重男轻女观念极其严重，倘若有一家生女孩儿，则会将其弃之荒野或者杀掉。不仅如此，贫苦百姓不管生男还是生女全部将其杀死。
这种恶俗的出现纠其原因为：在社会动荡、民生痛苦的环境中，人民自己想要生存已经是非常艰辛的事情，如果再养育一个孩子，便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人们考虑到养大孩子便要送到边境充当将士，最后死于战场，而自己却得不到孩子的赡养，于是纷纷选择杀死自己的亲身骨肉。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陋习。
比如说人们的婚姻观念淡薄，以至于出现各种非道德的婚姻。南朝时期，由于门阀氏族维护切身地位和血统及其利益的影响，亲属通婚被视为常态。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大量的弟奸嫂、侄烝婶的不论辈分的乱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