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禹之子启夺得帝位之时，中国历史上的“禅让时代”结束，帝位“世袭时代”开始。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国王是奴隶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用“君权神授”的谎言欺骗人民、统治人民，而称为“天子”。国王之下有“百官”掌管着政教、军事、刑罚等，从而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机构。
到了商代不但国家机构比夏朝更加完善，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宗教文化上，夏商时期对“天命神权”的信仰达到上古时代的最高峰，这一时期特有的现象就是“万事求卜”。这一文化特征，对由巫官演变而来的瞽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瞽矇在夏商礼乐中的立足
礼乐在夏商时期已有较大的发展，但此时的礼乐却仍然被笼罩在“天地神灵”的神秘色彩之中，尤其是在商代，宫廷中充斥着大量的占卜仪式，这使得本来就源于巫的瞽矇，以其自身的优势立足于宫廷之中。此外，奴隶主贵族的作乐享乐必然会有强大的物质背景为依托。大规模的乐队演奏及乐舞表演，也使乐官逐渐地从百官之中脱产分离出来。
1.夏、商时期礼乐情况之概述
夏商时期，统治阶级利用乐来加强对神权的统治，除了将音乐作为沟通天地、询问神灵的工具之外，也借音乐来歌颂自己的功德，用以威慑人民。乐舞《大夏》、《大濩》就是分别来歌颂大禹和商汤的显著功勋的。这一时期，礼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进步。
从盘庚迁都殷以后，商朝的都城在年多内没有再度迁徙，政治中心从此稳定下来。财富、人口长期向殷墟地区流动和集中，为当地的经济、文化积累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我们从商代的考古发掘中，似乎能更加形象地看到这一时期的礼乐情况。在商代的考古发掘中，青铜器的出土占大部分。
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一项极为重要的发明，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结束了野蛮时期，进入了文明时期。商代的青铜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但产量大，造型也很突出，雕刻美轮美奂，其工艺水平之高，令后世叹服。
古人称“器以藏礼”，礼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青铜器的各种不同特点，来象征器物主人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中间也有很多乐器的铸造。如安阳郭家庄商代的殷墟三期号墓内出土了三件一组的“亚□止铙”的编铙。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出土了一组五件的编铙，它代表了墓主人妇好的身份与地位。
除了这些青铜器的乐器之外，商代还有一些打击乐器。如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的石磬、河南安阳大司空号墓出土的鱼形石磬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出土于安阳武官村殷墟大墓中的虎纹石磬，通体打磨光滑，制作精美。在妇好墓中还出土有刻有铭文的“壬竹入石”的石磬，据考古学者的考证，这应是从当时的孤竹国进贡来的。
体现了三千多年前商民与外域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在陶寺遗址大墓M号墓中，墓主人身旁放有木柤、木匣，还有彩绘的食具，以及乐器鼗鼓和石磬等。俨然构成了一幅墓主人生前一边进食，一边享受鼓磬交奏之声的生活场景。从考古出土的视角，无论是单个简易的陶玲、铜鼓、埙等，还是成套编组的编铙、编磬等。
都体现了这一时期音乐的迅速发展。从这些乐器的出土情况看，大都出土于贵族的大型墓葬中，充分说明了殷商时期乐器作为礼器的一部分，已成为社会阶级的象征，并且有了生前身后都纵情享乐的倾向。这一现象的形成，为瞽矇在其后宫廷中的发展作了铺垫。
2.王权意识的形成与瞽矇地位的确立
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必然性。到商代，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较夏代更为迅速。虽然此时的生产力仍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用奴隶制残酷的强制手段进行生产的同时，农业和手工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已经有了更大规模的分工，从而推动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以及王权意识的形成。
翦伯赞先生在《先秦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商都有纵横交错的街道，有鳞次栉比的房屋，有无数冶炼青铜的炼厂，有各种手工业的作坊，有坐落满醺醺大醉自由民的酒馆，也有看不见日光的奴隶大众的土牢。总之当时的安阳，可以说是商代奴隶所有者的天堂，同时又是奴隶大众和零落的自由殖民的地域。”
尤其是到了武丁盛世以后，追求奢华，放纵欲望，肆无忌惮等作风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变质。而在这样的风气笼罩之中，必然会有大量的宫廷乐人为统治者们提供纵情声色的享乐活动，瞽矇的地位也逐渐的凸显出来。安阳殷墟西区武官村的商代大墓M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乐器和乐舞奴隶。
还有位于殷墟宗庙宫殿遗址内，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乐器，其中有五件一组的编铙，以及刻有“壬竹入石”的三件一组的编磬等等。这些地下出土的文物情况，真实地再现了统治阶级好酒淫乐，纵情声色的奢侈之风。《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享乐场面和沉睡在地下几千年的考古发现遥相呼应。
商代统治者享乐的风气，自然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剥削，给国家的发展蒙蔽了灾难。但是从另以方面来看，也正是这样的享乐侈乐之风，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时使得瞽矇在宫廷中从其他官职中间独立分离出来。《史记·殷本纪》记述：“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走”。
此处的大师、少师参与祭祀，又能演奏乐器，当推断为商代宫廷中的乐官瞽矇，这说明在商代，乐官们已经专门的独立出来，成为宫廷服务的一个专门的职能部属。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在一定的情理之中。商代大肆兴起侈乐之风，必然要有足以支撑其场面的宫廷乐队和乐舞人员。
这时的乐官及乐人在职能上，就逐渐地向奏乐及歌舞的专职方向发展。统治者欲望的高涨，对乐官的需求规模也逐渐扩大，对宫廷中的发展，专职奏乐人员的培养工作也应运而生了。“瞽宗”是商代的乐教机构，或许因为其教授者为盲人乐官，所以便有“死以乐祖，祭于瞽宗”的说法，以瞽宗作为乐师的宗庙。
不管是从历史遗留的文献来看，还是地下考古出土的实物展现，都印证了夏商国家制度出现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权意识形成后，统治者纵乐享乐的奢侈之风。我们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化艺术发展的速度之快，青铜器造型之精美，花纹之独特，无不凝聚着先民们智慧的结晶。
二、夏、商时期瞽矇的文化职能
1.通神仪式中瞽矇的地位体现
随着商代乐官职能的突出，这些参与祭祀乐舞的人很有可能有瞽矇的参与。“殷人万事求卜”。占卜无疑就是达到通神的效果，而占卜通常是由巫师来完成的。商王室巫师集团里就有一些善于舞乐的人，他们也是王室的乐官。这些乐官的音乐职能已经较为突出，尤其是在通神仪式中，奏乐、舞蹈则是通神仪式中的一种媒介。
而在这种仪式中，最能代表乐官身份，参与这种仪式的，当属瞽矇的可能性最大。这与瞽矇起源与巫术，以及其自身的盲视洞见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夏商时期，先民对自然世界并不了解太多，还停留在对神灵崇拜敬仰的阶段。到了商代，这种对神灵的崇拜更加争相慕尚，除了有对自然神的崇拜，也有对祖先的崇拜。
商代的统治者利用商人的宗教信仰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利用宗教占卜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政教合一”的祭祀方式奠定了通神仪式在国家日常活动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参与通神仪式的人员在王室中的地位。
除此之外，商代独特的宗教祭祀促进了手工业、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不仅集中体现在青铜礼器的铸造，天文历法的进步，文字的成熟等方面；还体现在频繁的通神仪式活动中，对大量参与祭祀乐舞，奏乐的乐官的需求上。瞽矇作为乐官的代表，自然也在通神仪式中占据了重要的职位。
2.“瞽史教诲”中的传诵职能
甲骨文形成的具体时期，目前还不可考，但是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刻划精细，笔画相对稳定来看，至少在殷商中后期，甲骨文已经发展至成熟的阶段。那么在文字尚没有形成的漫长阶段里，是靠什么传承下来的历史与文化，这其中离不开盲人乐官瞽矇的传诵职能。每年初春，便命令使臣，以木锤敲着大铃，沿着大道宣布教令。
官吏们相互规诫并向国王提出谏正。百工们用他们所从事的记忆来谏诤国王，并相互规谏。如果有谁不恭敬从事，将按照国家的常刑给予惩罚。这里的百工，其中就包括瞽矇。夏时已经有这种讽谏制度的萌芽了。如果从瞽矇这一时期在宫廷中充分发挥其传诵职能方面来看，笔者认为，传诵史系的活动占更大的一部分。
先民们选择其口传心授的传诵方式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这样的教育体制时至今日，在华夏民族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口耳相传的依然存在。“虎死留有皮，牛死留有角。公传父，父传我。人讲人听，人听人依”。就是对口传心授的形象写照。这也给远古瞽矇文化的重构和研究提供了或的参证物。
在崇尚声音的商代，在一些重要的仪式场合，自然少不了宗教性经文韵词或仪式歌词的诵唱。对于列为国家官方乐官的瞽矇来说，奏乐传诵诗歌都是宗教、政治和外教活动服务的礼仪行为。因而，这些场合所要求他们的，显然是更加准确的记忆精度，以致能尽可能地复述原词，做到“不掉歌里的一个词”。因此瞽矇的传诵职能变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总结
夏商两代，在国家制度的逐渐完善与王权意识的形成中，瞽矇在宫廷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尽管到了商代后期，有了社会分工上的进步，瞽矇已经成为宫廷中的专职乐官，但其文化职能却还是远远超过乐官之上的。这或许是在社会分工初期，分工类别并不是太精细。
不过笔者更倾向于这仍然是与瞽矇目盲耳聪，记忆超群的先天优势有关。这些优势，使瞽矇可以满足多个社会领域的需要。这里主要简单讨论瞽矇在通神仪式中的巫术职能，在传诵方面的政治职能，在宫廷中的表演职能以及对国子的教育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