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语哲
诗圣杜甫在当代备受推崇的名作是《三吏》《三别》，其次还有《春望》《北征》《丽人行》《兵车行》等诗作，这些诗是以思想性、人民性而著称于近代的。杜甫因此在近百年来被誉为心系苍生、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人。这是当代国人对杜甫的主流印象。
其实，杜甫在唐朝仅在诗人精英圈子中享有一定地位，与李白、高适都是诗友；在朝廷他的声名与李白比那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历经玄肃代三任唐皇都不被认可。杜甫名盛是在宋代、清代之后，被追授“诗圣”；但是，宋、清时期备受推崇的杜诗并不是《三吏》《三别》。
（1）家世显赫
杜甫出身宦官世家，家学渊博。论起来他是晋代名将杜预第十三代孙，远祖杜周是汉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曾祖父杜依艺做巩县县令时，举家从襄阳迁至巩县（今巩义市）；祖父杜审言做过洛阳丞、修文馆直学士、著作佐郞、膳部员外郎等官职，一般认为，七律、五言诗为杜审言首倡，杜甫也引之为傲:“吾祖诗冠古。”
杜甫出生在巩县，其性格接代他的祖父，他的诗歌艺术在他爷爷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对后世诗歌发展影响很大，宋代以后被推上“诗圣”高位。杜甫的父亲杜闲先后任过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等官职。细算起来，杜甫是地地道道的“官N代”。年少时期家庭富足生活无忧，这才使得杜甫有优越条件专心学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吴越齐赵），奠定了诗圣厚实的知识与阅历基础。
诗圣杜甫天资聪慧，作诗的天赋小时候已经表现出来。据说他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然而，福兮祸所伏。优渥的生活条件也消磨了杜甫进取精神，延宕了他考取功名的人生。
二十三岁之前杜甫很有些纨绔子弟之相，到处游山玩水，不过这也拓展了他的视野。青年时期的杜甫不说是锦衣玉食，那也是不缺钱的主，学习生活阅历是黎民百姓的子弟无可比拟的。
当然，出身不可选择。依其后来忧国忧民的诗作来论，杜甫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的了。他应该算是一个批判型爱国者——仕途坎坷促进了他思想感情的转变。
孔子曾告诫皇帝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文人他就“知之”了。这对统治者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孔子对皇帝需求欠考虑，他那个愚民之策不周全。
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管理事务增多，皇帝夺取了江山社稷，开始当起了董事长，他就需要聘请一帮子代为“牧羊”者，自己坐在那里动动嘴就好了。
皇帝总不能找一帮愚民吧？所以，历代皇帝并不全听孔子的。隋朝之后，历朝历代皇帝开始选拔文化精英们并利用（养）起来：我管你吃肉，你得帮我做事说我好。故而，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时期的文官都能来两句赞美诗词，好赖另说。
然而，杜甫是一个偏才，不适应科举考试。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年），常人十三岁就参考的乡试，游兴未尽的杜甫二十三岁上才参加。乡试杜甫估计是过了，不然也不能进入进士考试。次年到洛阳参加进士考却名落孙山。表面看来，二十四岁的杜甫显得并不十分在意，照样游乐山水间。
他是官N代、富N代，有这个经济条件，中不中举好像在他并不十分紧迫。直至十一年后的天宝六年（公元年），唐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就是专招偏才奇才，杜甫闻讯即结束“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与李白辞别，只身赶往长安一搏功名。这说明杜甫心里始终存在中举之念。此时，杜甫一定认为朝廷招“通一艺者”或是自己一次鲤鱼翻身的机会。
天宝六年，唐玄宗特例选拔专才的大考我们无法判断杜甫会试成绩，因为恰遇独揽朝政、排斥贤才的宰相李林甫主考，他以“野无遗贤”判下所有应试专才士子，无一人考中。“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杜甫兴冲冲而来，志在必得；如此结局，可能让他觉得无颜见家乡父老，故滞留京兆（长安）杜陵，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京漂”。
屋漏偏逢连阴雨。不久，杜甫父亲死在兖州司马任上，后母带着三个弟妹生活，无力顾及杜甫了。
经济来源中断，寄居长安的杜甫生活立时窘迫起来。从此杜甫开始有了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体验，尝尽人间冷暖。他不得不为斗米折腰，游走于权贵之间，“奔走献赋，投赠干谒”；先后赠诗给汝阳王、尚书左丞韦济、京兆尹鲜于仲通等人，然而始终没有遇到贵人赏识提携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诗句写尽十年“长漂”屡屡遭人白眼的生活窘态。太伤自尊了。可以肯定，这些挫折对杜甫思想情感逐渐靠近社会底层民众起到了促进作用。
（2）“京漂”与乱世，造就了现实主义的杜甫
其实，杜甫曾经为唐玄宗写过赞美诗，并接受了皇帝恩典，有杜工部的《三大礼赋》为证，哪位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杜甫家族有这个传统的。杜甫爷爷杜审言在朝言朝，就曾给武则天作过《欢喜诗》，并因此深得女皇赏识，当下就奖励他为著作郎，后又任修文馆直学士。
话说杜甫科考未中，在京城穷困潦倒，天宝九年冬天忽闻玄宗开年正月将举行庆典，立刻想起了他爷爷的路子，琢磨着拿赞美诗作敲门砖，他自己也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可见杜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神情。
于是，年届奔四的杜甫向唐玄宗先呈上《进〈三大礼赋〉表》，后又辗转献上潜心创作的《三大礼赋》，孤注一掷。果然，玄宗李隆基看了《三大礼赋》觉得写得奇妙，遂将杜甫收进集贤院待任。然而，嫉贤妒能的权相李林甫是最不希望朝中有贤者智者的，不断从中作梗，杜甫长时间并没有得到任用。
据实说，杜甫是有当官的愿望的。
“学而优则仕”被古代读书人当作座右铭奉行不渝，无可厚非。在朝做了官可以入家谱，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仅仅会写诗文一般上不了家谱。尤其是隋朝大业元年开创科考之后，“学而优则仕”与科举制度进一步融合起来，强化了文人读书做官的思想，逐梦仕途成为很多读书人的一生追求。古时文人又不能出书吃版税，拿不起刀枪，种不得豆菽，只有做官一条路，这叫“以官入世”。
因此，古代文人多有权力欲望、权利荣耀，当官是文人的终极梦想。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入仕”被美化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能具体体现文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襟。所以，入朝为官成为古代“士”的普遍追求。如此说来，读书做官也不能算是大缺点。
“京漂”十余年，希冀求得一官半职一直是杜甫潜藏内心的强烈愿望，也是他在长安苦苦坚持的精神支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诗句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杜甫想为皇帝做事的夙愿，也饱含着他企望通过做官的平台实现此生有一番改变社会作为的梦想。这期间，河南尹韦济喜爱杜甫诗作，曾到杜甫家中寻访。
天宝七年，韦济升任尚书左丞，杜甫立即奉上《赠韦左丞丈济》诗，赞颂韦家门第，委婉提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表达希望获得韦济帮助，获得一官半职的诉求。或许正是这一诗句，使杜甫顿失文人气节，让韦济看不起他；也或许韦济经过仅有的几次与杜甫的交往，认为他作诗是高手，做官不一定适合。总之，韦济始终没有回应杜甫。这无疑对杜甫的自尊心又是一个小伤害。
有些文人当官不成做了隐士，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清高，觉悟也并不比杜甫高哪去，更多的则是他们自己屡考不中而失去信心。与隐士相比，杜甫还心存生活信心。
还有些考中进了朝廷的又不尊重领导，恃才傲物，觉得自己比皇帝还高明；同僚就更不在话下了，处不好关系，等等个性因素吧，往往不被重视和重用，心中难免生怨生恨。有气节的文人在官场不能挺直脊梁，他难受，如李白。
端谁的碗属谁管，端自己的饭碗才能挺直腰杆。虽脑满肠肥，富贵却难达高贵。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于是朝皇宫挥一挥手：“爷走了！”芸芸众生过得苦，他认命，没有额外想法；文人不这样想，他因为多认几个字，生活不如人，他就觉得怀才不遇，是皇帝不能识人善任，朝中官员多是草包奸佞；再进一步，他就会指责皇帝治理社会问题，一门心思揭露社会问题（民不聊生），表明自己是正确的；也有不被皇帝认可，寻求草民百姓认可之意。
文学天赋高的，因为个性因素做不了官或做不上大官的，往往精力单集中在文学创作上，且愤世嫉俗，他们看世相就比做了官的文人深刻一层，反而因此留下传世杰作，是自尊心强的文人“求其次”的最佳结果，这叫“以文传世”。求取功名不逮成就了不少这样的文学大家。杜甫、李白、陶渊明、苏轼都是最好的佐证。
科举高中，做官顺风顺水的文人，肚子肥了脑袋空了，变成了政客；也有的文学天赋高，但治国理政谋略不如那些政客，又荒废了作文，政治上也没有建树，文学上只有当时朝廷喜欢的舔菊诗文。
跪着写出来的文章，无论语言多么华丽，词藻多么优美，讨了帝王高兴，民众看了作呕。身处高位，当朝可能有人吹捧，但人死诗灭，不可能传世。
文学天赋不高，个性又强的落魄文人一事无成，穷困潦倒，整天为生计奔命，怨天尤人，哪还有闲情逸致写诗文；而那些做官的文人则混个肚儿圆，死后和那些官僚政客一样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埃之中，化作粪土也算值得。
隐士也好，写出愤世嫉俗的传世名著的大文豪也罢，其实他们大多是求功名而不得的人。不要听他们落魄后说的酸话大话，不想做官，不愿做官；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写诗作文就好了嘛，都过了不惑之年，还跋山涉水去参加院试殿试图什么呢？
毫无疑问，杜甫文学天赋高，但无奈命运不宠，一生仕途坎坷。天宝十四年（年）杜甫被授一个河西尉，级别正九品下，日常职责就是捕盗、征收赋税这些杂事，他嫌官职太小不愿去赴任。
杜甫有诗为证：“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这诗还算有骨气。当代有人认为杜甫是因为这个小官负责催收税租，公干免不了逼迫百姓而不愿去干。这是以己度人，以今说古了。这个时期，杜甫对底层黎民百姓还没有那么深厚的悲悯情怀。同年十一月，朝廷重给杜甫安排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就是看守军中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的小官，级别八品下，比前授稍高，杜甫免为上任。至此，官职大小不论，杜甫总算“入仕”了。这年，杜甫已经四十三岁了。
要不咋说杜甫官运多桀呢，杜甫刚赴任胄曹参军，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他奉命前往奉先，途中顺道拐回家探望妻儿，沿途所见，到处是逃难的百姓，饥殍遍野；未进家门先闻哭声，原来他的小儿子饿死了。灾难落在自己头上感受很不一样，这对杜甫的情感进一步贴近百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史叛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洛阳，安禄山称帝。天宝十五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李隆基带着杨玉环仓惶西逃蜀地，长安沦陷。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带着家小避难于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
七月，杜甫听传太子李亨即位于灵州（今灵武）称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此时杜甫做出平生重大政治选择，把入朝做官的宝押在新君身上，八月只身北上灵州投奔新君唐肃宗李亨。
这表明杜甫此时仍然秉持忠君思想，寄希望于新主重整河山，能跟随肃宗李亨某得更高官职。
倒霉的是，杜甫投奔新主途中被安史叛军俘虏，直接押至长安囚禁起来，错失成为新君“元从功臣”的机会。这就是命运！
尽管如此，在叛军狱中杜甫还在为李唐王朝操心，写下《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和《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为皇帝剿灭叛军出谋划策。
一年后的四月，郭子仪兵临长安城下，杜甫趁战乱冒险从狱中逃出，一路打探向西乞讨追踪唐肃宗到凤翔（今宝鸡）。肃宗见他衣衫褴褛而来，感佩他的忠心，房琯也站出来为他美言，肃宗李亨即授杜甫左拾遗一职，职级为从八品上。不仅提一级，而且岗位体面。这岗位蛮适合杜甫秉性的。
杜拾遗之谓即由此而来。
此后不久，杜甫又因卷入新老皇帝的宫廷权斗再次走上背运。唐肃宗李亨为削弱父皇的势力，抓住由玄宗任命的房琯的小辫子决意罢免他的宰相职务。房琯与杜甫是朋友，在杜甫任左拾遗上曾向肃宗进过言的，也算是杜甫在朝中的一个靠山。此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三条路：与房琯切割，落井下石或明哲保身。
思考再三，杜甫决定积极参与营救宰相房琯。
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疏为房琯辩护：“罪细，不宜免大臣”，甚至不自量力地劝肃宗收回成命。当然，杜甫此举体现了重义亲友的高尚品德，但却惹怒肃宗，最终因言获罪。在肃宗李亨拿下房琯之后，即将杜甫贬到华州（今华县）作司空参军。
仕途再度遇挫，令杜甫心情异常苦闷，感叹世态炎凉，奸佞当道，忠良难以在父子二帝之间做人做官。此时杜甫心中怨气很重，自然会满腹牢骚。贬出朝廷的挫折加速了杜甫的思想转变。
不久，杜甫即告假回洛阳、偃师探亲。乾元二年（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二度之战爆发，杜甫返回华州途中，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事给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悲观厌仕的杜甫才写下了《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揭露了当朝很多阴暗面，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皇帝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即使听了也一定会不高兴。《丽人行》更是直接揭露、鞭挞皇亲国戚。
亏得当时没有即时出版物，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