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蒙元王朝，人们多把其与残酷、嗜血联系起来，其实这只不过是刻板印象给我们蒙上的一层有色滤镜，马背上得天下的蒙古人民虽然有着崇武的一面，但也有着之前的中原统治阶层不具备崭新理念，“重商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你可能并不了解，除宋代之外，由蒙古同胞统领的元朝同样是民间资本力量得到飞跃发展的时代之一，而且屏除了传统封建治理重农轻商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的资本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农轻商
中华文明的兴起一直依附的充足的自然资源，在这种天然的地理环境下，农业成为每个政权的产业支柱可谓顺理成章，其也是各政治势力借以和周边抗衡的国力基础，而商业的产生使人们跳出了必须劳作才有所得的发展模式，且收益不菲，有严重打击农业发展的可能性。而且纵观历史，商人们多思路跳脱，唯利是图，对封建政权的稳定有着不小的威胁，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商人纷纷从政，而且大肆把持国政，极大地威胁了家天下的集权统治者，其中以吕不韦为代表。所以，自战国末期以及秦代之后，重农轻商的思想大为提倡，影响后世。
元朝的重商主义
不同于长期占据中原的原有统治阶层，蒙古民众常年生存在塞外，那里的环境不比中原腹地，这时民众间的物资交换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就是即使商贸的繁荣存对世袭的统治阶层有着巨大的威胁，但蒙古政权却没有重农轻商思维产生的原因。中原王朝羸弱之际，蒙古政权大肆入主中原，建立蒙元王朝，虽说其建制多参考于之前的政体，但在商贸方面却摒弃了中原地区延续千年的重农轻商主义，而是把蒙古的重商主义带到了这片地方，《元典章·户部·户计·籍册》中就为我记载了蒙元时期商人地位的大幅提升，“斡脱户，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钦依先帝圣旨，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可见这时商人们的地位的确不同往日。
元朝的商贸政策
为了以熟悉的模式加强政权实力，巩固统治，元朝统治者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促进商贸发展，这一时期个体商户的利益受法律的充分保护，商业税收比前朝大幅降低，甚至对周转困难的商人进行财政帮扶，可见当权者对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此外，元朝统治者还极力促进纸币发展，立法统一发行纸币并废止铜钱等金属货币，极大地方便了商人们的商贸交易，解放了难以估量的商业活力，据传当时的元宝钞甚至在一些域外国家也能流通，只可惜当时没能建立科学的纸币发行体系，导致元后期纸币大量超发，人们纷纷挤兑贵金属，我国古代纸币的发展至此告一段落。
除了促进国内商业发展之外，元朝政府还积极鼓励国际贸易。蒙元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就沿袭发展了市舶司作为统管海外贸易的机构，并与周边国家签订条约，促成较为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华后便在《马克·波罗游记》中记录了当时元朝繁荣的国际贸易。而且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的大元甚至与远隔千山万水的非洲各国都有贸易往来。元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使中亚西亚各族频频访华，渐渐的形成了独特的色目人部族，他们经商有方，极大的提振了当时的经济，也将自己民族的文化带到中原，丰富了中华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元政府为了鼓励商贸，组织人力物力疏通京杭大运河，增加改善运输线路，并大力发展造船技术与航行技术，元制的船型后世影响重大，甚至有学者认为能够跨越大洋的郑和宝船就是在此基础上改造的。此外朝廷还组织增设驿站，为商贾们的往来提供了不小的便利。都说要想富，先修路，可见当时的元统治者早有这个认识。
其实无论重商还是抑商，都不过是当时集权统治的政治工具罢了，到了现今，商业那无可比拟的发展动力才算被充分解放出来，但我们也要发现纯资本理论的局限性，比如这段时间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