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的海关，永远避不开的一点，就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结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国门被轰开，被迫首先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在这之后的余年间，中国慢慢的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关税自主权，直到新中国海关的建立！
上海江海关“海关”的名称最早出现于清康熙二十四年（年）。那一年，康熙宣布取消全国的市舶司，以“海关”代称，并于东南沿海四个城市设立掌控四个省对外贸易的海关，分别是上海的江海关、宁波的浙海关、厦门的闽海关和广州的粤海关，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海关”其实是唐宋元明“市舶司”（古代对外贸易机关）职能的延续，并随着近现代海洋贸易的发展，功能越来越强大！
康熙帝为何要设立海关？在现代人固定的记忆里，清朝不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吗？
一件事，被人反复说，重复说，就容易形成固有印象，深入脑海，从而形成错误认知。对待历史，没有查阅更多资料，从多方位多角度去思考，去伪存真，就很容易陷入孤陋寡闻的境地！
中国的国土，西、北两面为陆地，东、南靠海，是一个海洋大国。“闭关锁国”一词，其实跟明初开始实行的严厉的“海禁”政策是分不开的。
明朝初年，为隔绝海上方国珍余部和倭寇的骚扰，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片板不得下海”。同时为阻挡北边蒙古人的进攻，重新修缮长城（明长城）。至此，“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是为“闭关锁国”之始。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官方贸易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民间贸易仍被禁止，“海禁”政策一直被延续！
郑和下西洋到明穆宗时期（年号隆庆），意识到“海禁”是造成嘉靖年间倭寇侵略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遂任用高拱推行“隆庆新政”，开放海禁，明朝的“锁国”有了巨大松动，民间对外贸易开始盛行，直至明末清初。
顺治初年，清廷为办铜需要，刚开始并不禁海。后来，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主要为明郑）实行“迁界禁海”，而且较明代更为严厉。顺治十二年（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17世纪后期，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宝岛台湾后，审时度势，为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决心解除之前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遂有了康熙二十四年设立四大海关之事，清初的海禁并未持续很久！
雍正元年（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并限制对外贸易，被视为清朝锁国的开始。
乾隆二十年（年），因英国人洪任辉擅自乘船闯入浙海关宁波口岸，引起了乾隆的警觉。担心英国人乘机入侵浙江海防的乾隆于两年后（年）下令关闭宁波、厦门、上海三个海关，只保留广州粤海关作为对西方贸易的通商口岸，是为“一口通商”。
“一口通商”的实施被认为是清朝“闭关锁国”的依据。
清代“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又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编入了教科书，从此后世人认为清代“闭关锁国”。
应当说，清朝“锁国”不假，“闭关”就不对了，因为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朝仍保留着广州这扇南风窗，虽有闭关之行为，可并没有关死。清朝的“闭关锁国”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固守“天朝上国”的美梦！
“闭关锁国”本身就是一种损国不利民的行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漫长，沿海居民“靠海吃海”早已形成传统。海就摆在那里，不用白不用，让一群守着“聚宝盆”的人不动里面的“财宝”，明显不可能！明朝之前的唐宋元三朝都对海外贸易持支持态度，相继在明州（宁波）、泉州、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其中，泉州港更是元代的两大港口之一，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大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于海贸，堵不如疏，海禁不仅不能禁绝私人出海，反而使官府失去大量可观的税收。
西方来华洋船17、18世纪是个海洋的世界，人类的航海使天堑变通途，东西半球不再是隔绝的地理板块。那个时代，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一个有拥有丰富物产，与传奇和时尚同名的国度。同时，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奇异而神秘的王国里，人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外界的交流，基本限制在日本到东南亚一带。当前起后起的西方殖民者逐渐侵入东南亚的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如荷兰强占台湾），康熙帝的开海通商，再一次给了他们与中国更多的接触机会。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之列，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得多。开海政策，满足了沿海居民长久以来出海谋生的愿望，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出现一片繁忙景象。
不过，从康熙开海以后来华洋船的记载发现，清朝虽然开放了四个口岸，但洋船来华贸易主要还是主要集中在广东的粤海关，其余三个海关则少有问津。（其余三个海关更多的是中国人自身或与日本的交易）。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距离近。洋船来华，路途漫长，中途要停靠补给的地方很多。当时欧洲的殖民据点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手伸的不够长，在广州交易是最近最好的选择。二者，是清统治者的有意为之。在清朝统治者的眼里，海防远大于对外贸易。江浙一带是丝茶产区，江南的财富中心，国家腹地，一旦跨入就容易北上威胁京津，自然不容外人染指。而广州偏隅岭南，远离北方政治中心。又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适合与外商交流。即便出现一些周折，也是可控的，对中央政府、中原内陆的影响有限！让洋商在广州交易，符合清朝的国家利益。
粤海关旧址人性终归有贪婪的一面，尤其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开海通商，官方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艰巨的海防问题。西方殖民者不单纯图谋在华贸易利益，更时常借着传教的名义来华拓展其势力。康熙五十六年（年）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康熙正式下令实施南洋禁海，禁止中国人再赴南洋，施行30余年的全面开海政策开始收缩，对不断发展的民间贸易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次局部海禁持续时间不长（10年），到雍正五年，经大臣的反复奏请和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雍正废除南洋禁海令，重开四口岸。
这次的短暂禁海，一方面是清政府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对维护国家安全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中国自然经济一直以来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内循环之中，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没有外出殖民的想法，更不会像欧洲殖民者一样，四处探险，寻找海外殖民地，掠夺原材料。海洋对于有着漫长的海岸线的中华帝国而言，是一道天然的屏障。维护好内部统治的安稳才是清朝统治者优先考虑的事。
乾隆22年（年），由于“洪任辉事件”的爆发，乾隆宣布，江、浙、闽三海关的下辖口岸不再对西洋船只开放，只留下粤海关允许与西方人贸易，南洋贸易则不受此局限。同时对丝、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也添加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乾隆时期“一口通商”政策。
“一口通商”的实施，是此前诸多因素影响的最终结果。“一口通商”常被说成清朝从此开始“闭关锁国”，其实，客观地说，这一政策，产生了许多人未必知道的利与弊，不能一概而论！
利的方面：1、从康熙24年（年）到乾隆22年（年）的72年间（闭关前），来华贸易的欧美商船只有艘。而从年至年鸦片战争前夕的80年间，到达广州海关贸易的商船达艘，是开放4口岸时的16倍，来华商船贸易量极大的增加。
2、4口岸开放时，平均每个口岸每年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个广州口岸时，平均每年靠岸的西方商船有64艘，效率明显提高，海关管理成本大为降低。
3、客观上造就了盛清时期繁荣的中西方贸易中心——广州，和中国早期的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广州在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的地位无可取代。广州十三行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粤海关初建时期，“一口通商”推行后，十三行成了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全国唯一得到官方承认的外贸代理商。此后的年间，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被称为“天子南库”（具体内容已被人写烂，不过多赘述）。
可惜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年），具有年历史的十三行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广州十三行从此消失于商业舞台，其在经营对外贸易上独领风骚的辉煌成为历史。
弊的方面：1、一口通商，导致此后闭关政策更加严厉，这种不合理政策，是鸦片战争爆发的矛盾焦点。
2、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性,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滋长起来的，进步的手工业生产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3、妨碍了海外市场的扩展，抑制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与世隔绝，没能及时与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进行交流，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清王朝自入主中原后到鸦片战争前，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禁海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时间是放开的，然，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和思想上的限制，清朝的开海并未让中国与世界接轨，反而变得停滞，并逐渐走向落后。一个国家的对外发展若只重形式而不改变内在，结果自然不会好！
担任过清朝总税务司的赫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俄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将开放的通商口岸从东南沿海扩大到北方（登州）和长江流域（汉口、九江），众多被迫开放口岸中，上海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并和香港一南一北，逐渐取代曾经政策庇护的广州，成为中国近代的经济中心。年，第一个外国税务司在上海成立，后来成为掌控清朝关税大权的总税务司，并由英国人（李泰国、赫德）担任，西方人完全控制中国近代关税命脉达半个多世纪。曾经拥有海关主权、贸易主动权的清王朝，日渐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