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多少古哲先贤、帝王将相谆谆教诲读史的重要性，因为开卷必有益，借鉴往事，以资于治道也。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研读清末历史的过程中，我感到任何朝代的国家高层对待新事物新技术的态度体现着其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报纸，这是一个舶来品，我们古代具有报纸职能作用的是各级政府的律例条则和各种行政文书，民间了解朝政和天下动态的手段则是书籍和手抄，清末的时候则是各种御令和塘报，属于体制内文件。试想以大清帝国东至大海、北到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尽叶尔喀什湖，纵横南北、东西横跨，辽阔广袤的万里疆土，君临天下、抚育亿万民众，可想宣谕教化之难、行政效率之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道光帝问出：“英吉利国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的问题实在不难理解。清朝政府的垮台有多种原因，舆论失控无疑是其所终之慢性毒药。为什么这么说？请看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名不转经传的小渔村上海一跃成为中外交流、商贸往来的桥头堡，东风西渐、欧风美雨呼啸而至、新奇事物纷至沓来，报纸这种新事物也在上海租界悄然而生。据史料记载：早在年，就有《北华捷报》创刊，外文报纸以在上海的外国人为主要读者，同时，也是外国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渠道。外文报纸时常对中国有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性言论。清政府对此并未和外国政府和租界当局有过任何官方交涉，也为提出过任何异议，估计是当时朝廷还没闹明白这其实也是大清帝国主权之一部分。天地万物、阴阳变换，新闻媒体，这种沟通官民、凝聚共识、引导舆论导向的喉舌利器，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一种毒性强大的鹤顶红、白细胞。如果国家政府不能明白其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重要性，不把其牢牢的握在手中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发挥作用，太阿倒持、滋生蔓延起来的副作用能量将是破坏性的，大清帝国最终为他这种被动付出了血淋漓的惨痛代价。
一、报纸成为维新派、革命派的冲锋枪
面对着救亡图存的现实危机，经受着欧风美雨的疯狂洗礼，在野的有志之士们发现了报纸的巨大作用，当时的中国，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毕竟占少数，而这些知识分子又是国家的精英阶级，所以说报纸的受众无疑是大清帝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通过报纸形成舆论，影响精英阶层，传播观点，开启明智，凝聚共识，形成汹涌澎湃之势力，无疑是干大事、成大事的有力抓手和便利渠道。
维新派的摇舌鼓吹：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报纸主要以以变法、介绍西学、探索国家富强之道为主题。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维新派们更是心明眼亮、紧跟潮流、蹭热度、当网红、参政议政的热情激烈，（说实话，我一直以为让康有为担任宣传部总长、梁启超担任次长的话，绝对是一个天才安排）于年创办维新派之喉舌《时务报》，宣传维新主张、抨击清朝当局。长沙的《湘学报》和《湘报》更是公开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翻译《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翻译者严复更是在报上撰文痛斥封建君主是大盗窃国，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
革命派的狂飙突进：《苏报》、《国民日日报》等则言论激烈，甚至鼓吹颠覆政府。《新闻报》以骂官场、骂官员为能事。《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全国报纸竟然争相转载。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也以敢大胆揭露问题，抨击政府，揭发贪官污吏，替穷苦大众说话而著称于世。革命派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更是言辞激烈、一篇篇文章如投枪如匕首狠狠的插进大清帝国政府当局腐烂麻木的腐肉里，章疯子章太炎做文章开头就是“载恬小儿、不辨椒麦”，相当之疯狂，大尺度、无底限。
中国人从古就有“三人成虎、人言可畏、积毁销骨”的至理名言，二战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更有“谎话说上一万遍、上帝也会信服”，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民意基础就在如此铺天盖地的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负面宣传中丧失殆尽。
二、诡异般“冷静”的官方态度
戊戌变法之前，大清帝国官方对民间办报的态度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逐渐了解的过程。戊戌变法中，康梁维新派利用报纸所激发的舆论力量引起了当局重视，为此狠狠打击处理了一批反政府的新闻媒体。庚子之变后，大清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威一落千丈，对国家的控制力也日渐式微。这头麻木宽容的睡狮终于起身打了个哈欠，制定了《大清新闻检查条例》，条例主要内容是：关于报刊的创办规定为注册制。惩罚方面规定为拘留罚款。查核方面规定为事后呈查。我对此就三个字的评价：“宽松软”。作为社会强有力的控制者，大清帝国上海地方政府为此做出反制措施在上海办了一份报纸，一段时间以后，竟然关门大吉，原因是抽资离去。令人忍俊不禁、着实滑稽可笑。
三、监督面临的现实窘境
本来对这种影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应该全程无死角、无禁区、零容忍，铁拳出击、露头就打，然而，当时的形势是：租界内办报、在外国办报、外国人在华办报。清政府对这三个规避新闻检查的铜墙铁壁只能自动绕道。根据大清帝国与各方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租界内的司法权是属于租界领属国的，清政府无权干涉。租界无疑是那个时代持不同政见者的躲避天堂，大清政府的大内高手、捕快衙役、政治警察对此只能望眼欲穿、咫尺天涯、鞭长莫及。革命党人在外国办报鼓吹革命、抨击当局、为革命造势、招降纳叛、力图推翻朝廷，清政府只能通过温和的外交乞求来表达不满，火候稍过，又怕这些没事都要挖三刀的列强制造外交纠纷。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因为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清朝当局对此只能镇之以静、涵养局量。即便大清帝国有些明见官员，意欲惩治这些大毒草，结果只能是被新闻媒体抹黑搞臭，罢官待勘，所以不作为成为处理此类事件的最佳作为。
四、读史感悟
如果大清帝国的各级政府能对于起着沟通官民、监督政府、引导舆论、反映民生等作用的新闻媒体思想高度重视、措施切实有力、监管严密高效、充分发挥其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伟大作用。大清国的垮台也不会“其亡也忽也”。如果大清帝国的中央高层和各级官员能想到做到如下：“对于新闻舆论工作政府必须要高度重视，新闻舆论作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思想的主阵地、桥头堡，始终与官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宣传政府主张、反映群众呼声、把这项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抓细抓实、抓常抓久，才能促改革、促稳定、促发展。必须要加强制度建设，理顺体制机制、抓强宣传队伍、抓牢改革主线，顺应形势发展、精准把握定位、坚持正确方向、践行发展理念。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必须要严格追责，必须坚持事前审查，把握正确方向、选送有利于和谐稳定，符合一般人道德感知和知识水平接受的文章书籍。坚持事中监督对于发现错误引导舆论、宣传另类主张、兜售异端邪见要敏感自觉、果断出手、迅速控制局势。坚持事后追责，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公序良俗、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要依法追责。”的话，他们也许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首发于经史律弘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