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八世纪上半叶，促进唐朝朝贡体系规范化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唐朝与新罗双方的官方贸易，交易次数频繁，贸易物品种类繁多，是八世纪上半叶唐朝与新罗的主要外交活动之一。
通过仔细分析两国间的贸易情况，归结出如下几方面特点：从贸易物品及种类来看，新罗所朝贡的绝大多数是本国的特产品，并且是在唐朝所少见的物品。
种类繁多，涉及面很广，如动物、药材、海豹皮、头发、金银等等。这是因为新罗领土较小，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限制，只能充分利用本国的优势来与唐朝进行贸易；而且八世纪上半叶，新罗经济水平有限，唐朝实力强大，与唐朝的经济差距较大，所以就挑选一些本国的特产作为贸易物品。
而唐朝输入新罗的贸易品，以丝织品和服饰占绝大多数，这也是得益于八世纪上半叶唐朝强大的经济实力，除此之外，其他贸易品较少，虽然丝织品质量上乘，数量巨多，但总的来说，唐朝输入新罗的贸易物品种类相对单一。
从贸易物品的用途来看，唐罗的官方贸易主要供于双方的皇室贵族进行使用。新罗所贡物品数量不多，这种特产在唐朝也不多见，因此自然而然仅供身份尊贵的皇室使用，唐朝皇帝也会将物品作为一种赏赐赐予官员使用，在新罗国内也同样如此。
唐朝输入新罗的丝织品乃名贵织物，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新罗国，丝织品的使用是有严格的服饰制度的，以及唐朝皇帝赐予新罗王和新罗使臣的服饰，也是依据等级制度来区分的。
因此，新罗与唐朝之间的官方贸易，其实就是双方皇室贵族之间以物易物的贸易，数量和规模都十分局限，双方的百姓、平民没有资格条件和渠道来使用对方的贸易物品。所以这对于后来唐朝新罗之间民间贸易的盛行，也产生了一定的客观因素。
从贸易物品的价值来看，新罗输入唐朝的贸易品价值量远小于唐朝给予新罗的丝绸服饰的价值量。
公元71年，新罗王派遣金武勋入唐贺正，唐玄宗一次就赐予新罗使者匹帛，可见唐朝的大度气量。这种不等价贸易，一方面是源于唐朝自古以来以“天朝”自居。唐朝统治者为展示并且维护唐朝的统治地位，与邻国友好外交。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八世纪上半叶，唐朝的强大经济实力。这种不等价贸易的长期展开，在后来唐朝内部发生变乱之时，就体现出了相当大的弊端，唐朝安史之乱后期，与新罗的官方贸易的次数逐渐减少了，并且在最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唐朝的经济负担，加速唐朝的衰败与灭亡。
唐罗官方贸易的影响
八世纪上半叶唐罗官方贸易，表现出两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政治外交。无论是分别从两国自身角度来看，还是着眼于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整体局势，其影响力是积极的、显而易见的，两国贸易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贸易及物品本身。
而是通过这种亲密友好贸易关系来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进而加强和巩固两国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以稳定东北亚局势，维护国内统治的长治久安。
对于唐朝来说，首先，与新罗亲密的贸易外交关系可以最大化促进和稳定唐朝与新罗之间的联盟关系。对外能够维护唐朝边界的安定，对内以礼相待来唐使臣，能展现出唐朝“天朝大国”的风范和气度，贯彻了唐朝“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
其次，中国的朝贡体制历史沿袭已久，自汉朝时期就有文献史料记载。中朝的朝贡体制在隋唐时期确立，唐罗的官方贸易以朝贡方物为主，是朝贡体制中的一部分。
在其中充当两国“桥梁”的使臣，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唐朝与新罗的朝贡制度。最后，经济实力强大的唐朝与新罗的贸易，以横渡黄海线路为路线，在黄海地区形成了唐朝、新罗、日本及渤海的海上贸易圈，有利于唐朝进一步发展贸易，逐步形成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
对于新罗来说，首先，新罗与唐朝的官方贸易有助于新罗建立与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亲密外交。唐罗官方贸易物品输入新罗，直接性促进新罗国内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新罗面对日本、渤海等邻国的威胁，需要有一个强劲的同盟国家，使新罗增强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安定统一。
最后，引起新罗对唐朝的制度、文化的学习和效仿，新罗国内“唐风”盛行。总的来说，八世纪上半叶唐罗的官方贸易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意义深远。
对唐朝的影响
对于唐朝而言，新罗是其周边邻国或地区之中，关系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八世纪上半叶频繁官方贸易大大加深了两国的亲密关系，这可以说是贯彻了唐朝“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以儒学观念为社会文化主流，儒家提倡的仁和礼充分展现在唐朝的统治理念当中，同时也符合唐朝朝贡制度的理念，唐朝与新罗的稳定关系，也更好地维护了唐朝在辽东地区边疆的安宁和稳定。
有利于维护唐朝的朝贡制度，促进朝贡体系规范化。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是两国朝贡体制中的一部分，唐朝的朝贡体制一直是统治者与周边国家进行外交的基本政策。在此之中新罗是唐朝藩邦体系之中关系最友好的邻国之一。
唐罗两国联盟有助于唐朝增强自身国际地位，维护周边稳定局势，发挥大国的政治影响力。维系朝贡制度和开展官方贸易的重要桥梁就是新罗与唐朝的使臣，新罗使臣的作用不可小视。
一方面，他们通过入唐朝贡、谢恩等活动，维持与唐朝皇帝、官员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唐朝使臣也会受唐朝皇帝派遣入新罗进行册封、贺正，可以说两国之间的消息互通绝大多数是来源于双方使臣构架起来的桥梁。
《三国史记》中记载：“圣德王三十二年秋七月。唐玄宗以渤海鞋蝎越海入寇登州。遣太仆卿员外金思兰归国。仍加授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发兵攻渤海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金思兰本王族。先因入朝。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及是委以出疆之任。”
这是公元7年，唐朝希望新罗出兵相助攻打渤海一事。金思兰为新罗王族，作为新罗使臣入唐朝朝贡之后就留下在唐任官职，正当唐朝有需求之时，在周边环境受到威胁之时，在唐朝的藩属体制之中，关系最友好亲密的新罗理应联盟成军，共同对抗外敌。
金思兰作为有效沟通两国统治者命令的使臣，发挥了绝佳的沟通作用，也证明了唐朝朝贡体制趋于完整性，无论是军事政治方面还是经济贸易方面，都促进唐朝的朝贡体系的发展完善和规范化。
促进黄海贸易圈的发展
唐罗两国官方贸易，促进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开展官方贸易，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经济贸易圈。唐、罗、渤、日四国的地理位置相近，导致各个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十分相近。
由于唐朝经济实力的强大，唐朝在东亚四国的贸易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八世纪上半叶，渤海入唐进行官方贸易高达11次，贸易物品以鹰、鹘、马等动物为主，唐朝回赐给渤海国的物品种类同样以丝织品为主，次数高达17次。
从此能看出，渤海作为新罗的邻国，在新罗与唐朝频繁进行贸易活动时，也不居于落后，贸易次数也并不次于新罗。
因此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也带动了唐朝与渤海的贸易活动。八世纪上半叶，日本与唐朝之间的贸易活动较少，《册府元龟》中仅有在74年一次记载，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与唐朝经济联系较少，日本遣唐使却是中日交流史的重要使者，将唐朝的先进文化等带回日本，涉及方方面面。
本人认为，日本在八世纪上半叶时，学习唐朝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和唐朝进行一定的贸易活动。遣唐使在学习政治、文化的同时，不会缺少经济方面的交流。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就这样促进了同时期周边国家与唐朝的贸易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东亚四国的经济贸易圈，展现出了唐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国际地位。
新罗与唐朝交流来往的航线有两条，一条是“登州入高丽渤海道”，一条是横渡黄海航线，新罗与日本、渤海地理位置相近，其他两个国家想要谴使入唐，其路线与新罗路线必然相同或相似。
渤海入唐线路与新罗相同，从贾耽命名“高丽渤海道”便可知，与新罗不同的只是两国境内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到本国边界，再从鸭绿江口进入唐朝境内；日本入唐路线为东海斜渡航线的南路航海。
八世纪的贸易活动频繁，航线技术和造船水准逐渐趋于成熟，也为后来的中韩贸易的发展和扩大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中国对外贸易的途径之中，海路的便利性十分重要，唐朝良好的贸易活动为宋代及后来的中韩贸易提供了经验，更是出现了明州、泉州等重要贸易港口，促进了中韩贸易的长久发展。
唐罗官方贸易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这种弊端主要是针对唐朝而言的。在两国官方贸易中，唐朝回赐给新罗的物品数量和价值量，远远超过了新罗朝贡给唐朝的的物品数量及价值。
结语
总的来说，这种过度的不平等朝贡贸易长期持续下去，不计价值“薄来厚彼”，使得唐朝财政不堪重负，入不敷出。且新罗所朝贡大多数是投皇帝贵族官员所好的珍稀物品，在市面上流通功能不强。这种不对等的贸易形态会影响到唐朝和新罗官方贸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