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甘脆肥醲”与“腐肠之药”:肉食书写的变迁
华夏族为农耕民族,用以作为肉食的牲畜有限,因而肉食稀有而珍贵。早期对肉食的记载和书写并未存有偏见。当时肉食相关记载多表现生活中的礼制含义及其阶层属性。如《周礼》中的“八珍”都是肉食,《礼记·内则》中关于食肉与季节相应的指导也只适用于权贵阶层。在先秦时期能够经常食用肉食,是身份高贵的象征。此时肉食除了作为物质财富的体现,本身并不具有负面含义,更遑论对其进行批判。孔子赞美音乐时言“三月不知肉味”,这属于超越物质的体验,而“肉味”在此所代表的也正是人间美味,若以“菜味”“果味”等便不能彰显韶乐的引人入胜。文学书写中的肉食,在《诗经》和《楚辞》中已有,尤其在《大招》和《招魂》中有较为集中的呈现: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臇凫,煎鸿鸧些。露鸡臛蠵,厉而不爽些。(《招魂》)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内鸧鸽鹄,味豺羹只。……鲜蠵甘鸡,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脍苴蒪只。吴酸蒿蒌,不沾薄只。……炙鸹烝凫,煔鹑敶只。煎鰿膗雀,遽爽存只。(《大招》)可见楚人食用的肉包括猪、狗、牛、羊等牲畜肉,以及楚地丰富的禽类肉。《楚辞》中的肉类作为人类饮食活动中最美好的食物,对世人乃至亡魂都充满了吸引。从“鲜”“美”等汉字的造字形态和含义也可以看出,在华夏民族早期,牲畜肉,尤其是羊肉,对先民的重要意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效率和烹饪技术的提高,关于美味肉食的记载也越来越丰富,如汉代《盐铁论》:“夫蔬粝,乞者所不取,而子以养亲,虽欲以礼,非其贵也。”所以美味难得的食材和食物,不仅是自身物质财富和身份的表征,也是展现孝敬之心的重要表现。在汉赋中,肉类主要为祭祀中饮食、田猎后的烹食猎物,以及国家重要宴会中的食物等。这一类创作中的饮食通常具有实录性,是对礼制的遵循和施行,而在展现帝国的富饶时,对于物产、食材则会运用大赋的夸饰性。宴飨类的肉食记载重在凸显宴会食物的丰盛。不论是在帝国宴请四方的国宴,还是在高门贵胄的隆重宴会中,丰富的肉类都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如汉赋中的书写:然后收禽会众,论功赐胙。陈轻骑以行炰,腾酒车以斟酌。割鲜野食,举烽命釂。飨赐毕,劳逸齐,大辂鸣銮,容与徘徊。(班固《西都赋》)归雁鸣鵽,*稻鲜鱼,以为芍药酸甜滋味,百种千名。春卵夏笋,秋韭冬菁。苏蔱紫姜,拂彻膻腥。……纠宗绥族,禴祠蒸尝。以速远朋,嘉宾是将。揖让而升,宴于兰堂。珍羞琅玕,充溢圆方。(张衡《南都赋》)各式牲畜禽类的肉食都是田猎后“割鲜野食”的重点,也是祭祀完成后在外野餐的主要美食:于是钦祡宗祈。燎熏皇天,招摇泰一。举洪颐,树灵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扬雄《甘泉赋》)江东鲐鲍,陇西牛羊,籴米肥猪,麈麂不行,鸿豸爽犭亶乳,独竹孤鸧;炮鸮被纰之胎,山麕髓脑,水游之腴,蜂豚应雁,被鴳晨凫,戳鶂初乳;山鹤既交,春羔秋鼠卯,脍鮻龟肴,杭田孺鷩。形不及劳,五肉七菜,朦厌腥臊。(扬雄《蜀都赋》)在班固的《东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广成颂》等辞赋作品中也有与此相关的书写,兹不赘述。从这些辞赋中可以看出当时食用的肉类品种,包括水产、牛羊以及其他飞禽走兽,这与今天的宴饮仍然相似,只是汉代人的宴席上野味更多。在这些隆重盛大的场合中,肉类饮食以丰富物资和飨宾宴客的姿态出现,总体上仍然是满足礼制的要求以及礼制在生活各方面的践行。汉赋中更具代表性的肉食书写是七体赋中的饮食想象。这类书写始于枚乘的《七发》: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秋*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这些食材中的肉食是现实与想象结合的产物,穷极海陆,多他方难得之货。七体中相对常见的珍馐,便是诸如“麋唐豹胎”“煎炙蒸豚”“鲤纰之脍”“肥腯云羊”之类。其中豹胎、猩唇在后来的赋作中直接作为难得之货的指称。后世何逊在《七召》中融入了更丰富的想象成分:熊蹯虎掌,鸡跖猩唇。潜鱼两味,玄犀五肉。拾卵凤窠,剖胎豹腹。除了“凤”,孔炜在《七引》还有“龙胁之肪,凤趾之筋”的幻想,可见想象中的肉食,已经涉及作为祥瑞的龙凤了。从书写态度上看,《七发》在后文中将“甘脆肥醲”定性为“腐肠之药”,对其进行了明确的否定。固然七体赋中否定的饮食不仅为肉食,其重点在于否定难得又美味的佳肴,但肉食在其中的占比非常显著,所以说肉食自此在辞赋书写中受到否定也并无不妥。不过七体赋中否定“甘脆肥醲”的出发点并不是反对奢侈浪费,而是无益于健康。很明显对肉食进行否定的并不是曹刿所言的“肉食者”,对其否定并安排吴太子最终接受“要言妙道”的人,正是作为“肉食者”和无法食肉的“咬菜根者”之间的枚乘。可见从一开始,书写群体和肉类饮食的兼容度就不如其他食物。但除了七体赋之外,早期辞赋中对肉食的书写尚未具有负面意蕴。在东汉末年的诗文中,享受人间物质财富体现的是及时行乐的末世意味。而到了被称为“人的觉醒”的魏晋时期,饮食以及酒肉书写不再仅围绕礼制,而是转向日常化,并开始抒发个人情志,在某些饮食情境中,乃至常有悖于礼制的情况出现。如曹丕、曹植等人笔下,有大量酒肉盈桌的书写。同时士人为了展现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已有以各式水果和蔬菜来体现自己日常生活的不俗情志,潘岳的《闲居赋》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而这种思想趋向在东晋时期成了主流思潮。也是自此以后,诗文创作中,尤其是辞赋中,书写“甘脆肥醲”的情况就变得鲜见起来。简而言之,从书写饮食的辞赋来看,除了最终将“甘脆肥醲”置于否定的七体赋中,将肉类饮食大书特书,其余赋作中,鲜见专门为了某种牲畜肉食进行辞赋创作。关于游猎和祭祀中的饮食活动,就算着笔“甘脆肥醲”,也不过映衬活动盛大。而“甘脆肥醲”作为书写重点或主题时,从枚乘的《七发》到清人的辞赋中,都是作为“腐肠之药”出现。二、“毛毳腥膻满咸洛”:肉食的“武”与异族性
文人对“甘脆肥醲”有批判传统,作为珍贵食物主要组成部分的肉食,自然在书写中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忽略乃至轻视。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穷极海陆而来的难得之货组成了“甘脆肥醲”,而在文人的书写中,其偏见则明显集中在牲畜肉上。究其原因,这与牲畜肉食所具有的文化意蕴有关。古代对肉食的获取,除了蓄养牲畜外,还有一部分来自猎狩。而通过猎狩获取肉类在*事以及游牧民族中都很常见,这与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不同。古代大型田猎活动一般是*事演练活动,*事活动具有明显的“武”的特质。“武”的特质从积极的描述可以与豪迈、勇猛等相关,而负面的部分则会与野蛮、粗鲁等关涉。在打猎和游牧民族的情境中,肉食活动与豪迈相关,但对于中土地区的文人而言,这种豪迈不免同时也与落后的、未开化的、野蛮的特质相连。肉食所具有的尚“武”特质,与进行文学书写的文人士大夫所崇尚的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之姿,二者显然具有某种对立的意涵。通过选取的食材、采用的饮食方式,常能判断所涉及人物的性格。如在《史记》中,司马迁特意选取“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的细节,来刻画樊哙的勇猛性格;而《水浒传》中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梁山好汉,若像《红楼梦》中的妙玉一样搜集梅花上的雨水埋在地下,五年后再挖出来沏茶,便全然不符合性情;同样《三国演义》中以智慧著称的诸葛亮,也不能像樊哙一样拔刀切肉大口生吃。饮食活动与人物身份乃至性格都密切相关,在后世的武侠小说中,英雄好汉的饮食便为樊哙式饮食一脉相承,常“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但若换成“大口吃菜”或者“大口吃鱼”,便都不能表现出豪迈粗犷之感。所以食肉方式和习惯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古人对男性特质的判断。不求精细、囫囵吞枣式的食肉方式,尤为展现男性气质中“武”的一面,这一点与苏东坡烹煮“东坡肉”的细致相较,可以看出显著差异。东坡言:“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如此烹煮出来的东坡肉,以及悠然的食用方式,自然不能体现不拘小节的“男子气概”。古人推崇的男性特质在不同时期具有较大差异。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也曾具有尚武传统,秦国较为典型,但“陈山认定,在周朝,有‘武’艺的男人占据了‘士’的主导。他们于是被称为‘武士’。在独尊儒术之后,‘文’才逐步在上层阶级取得支配地位,把‘士’和‘文官’联系在一起”,所以“尽管中国传统上也曾崇尚过男子气概,但它并不占主导地位。由‘才子’‘文人’所代表的温和而理性的男性传统抵消了由‘英雄’‘好汉’所代表的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传统”。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儒生的地位得以保障,而自“安史之乱”之后,“‘文’被提升为支配一切的概念,为文士提供了新的世界组织形式,这一直延续到宋代”,所以到宋代,“提高文和文学,削弱武的利益”更为明显。饮食意象的形成、对饮食文化的有意识的塑造,较早始于魏晋时期。此时饮食活动及其书写正从礼制转向日常生活,尚武的传统已经被大量地抵消。魏晋时期美男子辈出,表明时人对男性外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