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柏林Wilhelmsaue的一个小池塘里看到一个死去的女人，”Brigitte说，她出生在年的多特蒙德，是一个Kriegskinder。“她的脸朝下，裙子里面被吹进了大量的空气，好像一个巨大的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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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itte，出生于年（by?FrederikeHelwig）
德国作家萨宾娜·伯德在其著作《德国病——德国人的恐惧》里把战后德国人分为几个不同的年龄段，一个是直接受战争影响的一代，即“士兵一代”；一个是20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人，即“战争儿童”（Kriegskinder）；接下来是战争结束前后出生的人，即“废墟儿童”（Trümmerkinder）；然后是未受战争和战后匮乏摧残的后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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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父母处在我的孩子这个年龄时他们在做些什么？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他们？”这是摄影师FrederikeHelwig在为她的新书《Kriegskinder》拍摄照片时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人们是伴随着二战而长大的，现在，他们已经步入人生中的第八个十年，有关于炸弹，逃难，饥饿和疾病的记忆跟随了他们一生，很快就要和他们的生命一同消逝，能够有机会记录下这些，让FrederikeHelwig感到非常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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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宾娜·伯德
Kriegskinder一共收录了44位受采访者的照片和回忆（AnnaWaak负责采访），其中的一些人一直将过去埋在心里，从来没有和别人谈论过那段时光。通过孩童的双眼望向过去，那些往事显得既贫乏又令人震惊：即将熄灭的香烟，鹅卵石被扔进死人的嘴里发出的撞击声，一个被破坏的住宅的阳台上有两株已经结果的西红柿。这些小细节绕过了宏观叙事，为二战历史这个课题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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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处理这个项目的方式完全是感性的，我不想站在史实和数据的那一面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些我们都是在成长过程中已经直到的。”Helwig说。“问题在于肇事者永远是‘其他人’，我们试图说明大多数德国家庭的父母都参与了这场罪行中，而这又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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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采访对象之一，NiklasFrank，可能是所有被采访者中最需要直面这一点的人。他出生于年，同年10月26日，德*占领波兰，他的父亲HansFrank成为了波兰总督。在备受赞誉的纪录片《我的纳粹遗产》（MyNaziLegacy:WhatOurFathersDid）中，Niklas和犹太裔人权律师PhilippeSands走遍欧洲，面对父母犯下的罪行，寻求责任，真相和忏悔。在Kriegskinder里他谈到的是一段童年和母亲一起购物的回忆。
NiklasFrank，出生于年（by?FrederikeHelwig）
“当时我们正开车经过克拉科夫犹太区，母亲在那里能以她自己选择的价格购买皮草和围巾。我在车子的后座，站在座位上，保姆Hilde坐在我旁边，开车的人是母亲，”他回忆道。“我穿着一套黑色的Pepita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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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的波兰总督，HansFrank，在纽伦堡审判时因为他在战时纳粹大屠杀的罪行被起诉，他以反人类罪被判绞刑，年10月16日执刑。
“许多人带着难过的表情看过来，我朝着一个比我大些的男孩吐了舌头，他转身走开了，我觉得自己获胜了，于是大笑起来，但Hilde把我扯回了座位上，让我安静。”虽然这是一段很真实的童年记忆，但Niklas并没有说出Helwig想要的那些话。“书中很多第一手的讲述都是轶事性的，”她说。“他们说的故事很有趣，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他们没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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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的纳粹遗产：我们的父亲做了什么》
许多人在还不理解死亡是什么前就已经见过了它的样子。“有一天有一个被绞死的男人躺在了我家门前，一个德国人。据说是因为不想参*，他一直躲在一栋被废弃的建筑里，被发现后，他们把他吊死在了路灯的横杆上，”Werner说。“断气后他们剪断了绳子，把他放了下来，他在那里躺了好几天，嘴吧大张着，我和其他的孩子们试图朝里面扔鹅卵石，比谁扔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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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有人把他带走葬在了路的另一边，大卡车来了后，他们又把他挖了出来，扔到了卡车里，那里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尸体。我和别的孩子们站在旁边看完了整个过程，然后我们回家吃午饭，那天的午餐是玉米粥，但我一直在想那些尸体身上支离破碎的衣服，戳出身体的骨头，一口也吃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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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出生于年（by?FrederikeHelwig）
通过味觉，听觉，嗅觉的感官重放，Kriegskinder将过去的回忆带到了现在。“直到今天，许多人仍记得那些空袭庇护所，轰炸袭击，对周围成年人的恐惧，那些死者和伤者，被绞死的人和自杀的人，那些被炸毁的房子和在瓦砾堆中的嬉戏，”纳粹战犯的孙女，《昨日阴影》（TheLongShadowofthePast:DescendantsFacetheirNaziFamilyHistory）的作者AlexandraSenfft在Kriegskinder的前言里这样写道。“不管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许多人仍记得那些飞机，那些‘俄罗斯人’，让人发疯的饥饿，以及美国士兵给他们的巧克力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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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真正读懂这些记忆，读者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同理心：把他们看作孩子，即使是在不得不把他们看作老人时，也要接受他们身上的矛盾和复杂性。“承认深爱着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参与了那场罪行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Senfft写道。“这种被隐藏的罪行对于后代来说是极度沉重的心理负担，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在试图与之相处：慈父和杀人犯为何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心里？少数人能够将罪犯和父母这两个不同的人格区分开来，但多数人要么彻底否认这种罪行，要么直接与父母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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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raSenfft
Senfft写道：“心理学家发现，即使纳粹时代从未被人说过，许多孙辈也会内化他们的祖父母的经历。他们在没有亲身体验过这些事件的情况下保留了家庭的记忆。”Helwig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体会到了这一点，“直到成为了母亲，我才真正明白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亲眼目睹二战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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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我们的父母都保留着一些奇怪的生活习惯，这是他们那些成长于二战的一代人独有的，去和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过去，发起对话——这就是我的真实目标。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大屠杀，但在家庭里，这个问题并没有被真正讨论过，战争儿童做了什么，他们的父母做过什么？讨论这些似乎仍是一种禁忌。”
Helwig希望她的书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希望这些记忆能够激发大家的好奇心，让他们有勇气去了解，去问问题，坐下来真诚地和彼此谈一谈，我并不是在把战争儿童变成受害者，但让他们互相交流，用真实个人化的语言讲述自己的过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Anneliese，出生于年，“接着我听见了它，那些银色的炸弹从蓝天落下，排成一列，非常高，非常响。（by?FrederikeHelwig）
在前言中，Senfft承认集体沉默可以传染给更广泛的群体。“研究表明，创伤和高度压力可能是遗传性的，那些没有被处理好的东西会传递给下一代。”这对于整个社会都有着广泛意义，“那些没有被暴露出来的，隐藏在家庭里的，最终都能找到影响社会和*治的方式。”
下面是来自书中的五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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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e，出生于年（byFrederikeHelwig）
“由于营养不良，我被送到了瑞士的伯祖母那里。她嫁给了一个家具商，家里有很好闻的皮革味，但蚂蚁泛滥的问题很严重。公寓里有一个华丽的沙发，上面经常放着一些小册子，由于我的伯祖母白天都在苏黎世，所以我能够有时间读它们。当我发现这些册子是有关集中营的，而这些集中营就在德国时，我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有一次，在村子里的路上，有一个人突然过来打了我一巴掌，大骂道：‘无耻的德国人！’，我哭了。”
“那些身材矮小，骑着矮种马的俄罗斯士兵占领了我们生活的农场。他们开枪打死了我们的宠物Keeshond，因为它总是大声咆哮。有一个士兵把我放在马背上，带着我在村里骑行。年，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我的妈妈决定带着孩子，祖母和其他亲戚们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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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慌乱中她给我穿反了鞋子，我们走了一整天，我一直想跟她说话，但是她仿佛什么都没听见。死的人和马躺在路边，堆在一起。我们在谷仓，废弃的工厂，火车里睡觉。祖母和其他的亲戚因为路上遭遇的空袭去世了，只有我的母亲，姐姐和我三个人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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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Dieter，出生于年（byFrederikeHelwig）
“俄罗斯人来的时候，我的小妹妹Lisbeth爬进了一个装着希特勒宣传画的盒子里，母亲带着我和孩子们坐在一个游乐场的沙坑里，她以为这样就能保证安全。当一个士兵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我抓住了他的裤子，大声喊着：‘天杀的俄罗斯人，你敢动Lisbeth一根寒毛试试！’他并没有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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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到对面的别墅里传来一声巨响，祖母坚持要过去看，我们陪着她走了过去。那家的母亲和女儿躺在床上，全裸着，被强奸后割了喉。祖母朝着那些喝醉的俄罗斯人大叫，直到他们离开，母亲把她们葬在了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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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elore，出生于年（byFrederikeHelwig）
“我的母亲肚子疼了很久，她一直坚持忍着，最医院。医生说她的阑尾已经爆裂，脓液到达了腹腔，唯一能救她的药是青霉素，而当时只能在黑市买到。我最小的阿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拿到了青霉素，但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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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走廊，卫生间和其他的小房间里被推来推去，身上笼罩着一股腐烂的肉的味道。她和我说觉得口渴，于是我跑了一个又一个商店，想要给她买柠檬水，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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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t，出生于年（byFrederikeHelwig）
“冬天非常寒冷，莱茵河上飘着浮冰。城市躺在废墟之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冒险的乐园。在上学的路上，我路过Gereonskirche教堂，其中一个塔尖已经被毁坏，另一个还在。我走在中央火车站的铁路上，看不到任何一个完整的建筑，母亲告诉我，医院就在这里，医院只留下一片外墙，我们战前在Blumenthalstrasse的家也是这样，在阳台的铁架上，我发现了我的婴儿车残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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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大教堂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破坏，霍亨索伦桥被完全摧毁，残骸躺在莱茵河中。在堡垒里，美国士兵建造了一座辅助桥，即所谓的巴顿桥，因为巴顿是一位美国将*，当汽车开过它时，木板嘎嘎作响，发出非常大的噪音。我乘电车去学校，电车的门开着，里面挤满了人，还有很多人站在外面的踏板上。还有一条O-bus公交车路线在运行，一辆公共汽车可以在没有发动机噪音的情况下悄然行驶似乎是一个奇迹，只有在驶过坑洼处时它才会发出一点响声。”